文本的意义——对科技民族志的研究

科学技术民族志是在科学技术人类学的大背景下,一些科技民族志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现场作的人类学描述.用民族志方法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事项,是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也是科学社会学的延伸.民族志文本的演变、更替,从表面上看,只是文本写作形式的变化,实质上是文本所表达的范式风格的演变.科技民族志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都具有很大的潜力.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批判与反思:实践民族志建构的必然性探析

哲学特有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于民族志写作始终,使民族志写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将使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下去.应建构实践民族志这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该模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批判与反思是其动力,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交融体现其价值,科学实践是其本质特征.     

建制民族志——一种新的方法视角

由Dorothy Smith创建的建制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最初是为建构女性主义知识而提出的,它坚持社会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取向.建制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视角,有三个与其他民族志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探索问题,不预先设定研究结果;二是不把田野中的任何经验现象看作是静态的、在地的,而是探讨建构经验的社会关系,揭示在地实践与越地支配之间的隐形建构关系,为理解田野经验提供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从而为在地人的境遇改善提供知识支持;三是在一般民族志的基础上吸收了质性研究的新成果,如重视组织分析、文本分析及权力与话语分析等.     

西方关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几个关键议题分析

民族志研究始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并逐渐被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对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目标、地方知识及其二重性特征、知识获得途径等诸议题进行了探讨。但仍需对传播民族志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     

章太炎:民族志书写与主体想象

化用西方学者的“民族志”的概念,以“民族志书写”来描述章太炎的语言实践,有助于探讨章氏的民族志书写与主体想象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章太炎“文”之雅驯,包括文辞的古雅与文类的纯正.第二部分探讨章太炎民族志书写的特征:通过小学考训以求问题本源;以“学”为质,史理汇通;发现魏晋文,张扬个性.第三部分探讨章太炎的民族志书写以确立国性为鹄的,但因其不断内缩,反而限制主体的开放性生长.     

论民族志电影的"真实"

为保证民族志影片的科学性而提出的民族志电影的真实性原则是影视人类学研究中讨论已久的一个话题。作者将从民族志电影的相关制作过程出发，探讨民族志电影的真实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性问题。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在民族志电影的前期设计、田野调查、实地拍摄和后期编辑过程中始终保持我们想象的完全客观的立场和观点。而只能通过电影语言来实现民族志电影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重构，并从中体会到我们所说的真实——一个既不是完全真实，也不是完全虚假的现实重构。     

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本文探讨了作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的自我民族志.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个人与文化相联系的自传式个人叙事,这种个人叙事对个人亲身经历进行了描述并对个人的文化经历进行了反思性说明.近年来,自我民族志已成为研究个人与文化问题的首选工具.本文首先界定了自我民族志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自我民族志的由来、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四种表达方式以及主要的学术争论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对自我民族志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并对其社会应用价值进行分析.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和人类学遭遇了同样的表述危机,历史民族志可能是这两个学科用以应对危机的最佳表达载体。它是实验民族志中和中国研究主题最为贴近的一种,同时还被期待解决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在当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热潮中,人类学的加入是有益和必需的。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必须立足本土资料,同时在实践中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也应该是重要的探索内容之一。     

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本文通过对现代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的三种民族志撰写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相关后设理论的考察,透视社会科学面临的表述危机和反思进程的方法论内涵;提示兼具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特质的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论检讨将裨益于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     

吉狄马加的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读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既触及现代社会创痛性的经验,又携带着诗人-毕摩的治愈性的声音能量;这首长诗的写作具有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的双重含义,其民族志诗学链接了古老的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当代"革命性"的生态精神及生态伦理之中。     

从主体性到他者性：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伦理转向

当代中国的音乐民族志书写经历了从音乐民族志作者单声部发声到民族志多元主体发声的历程。传统音乐民族志书写建立在主体性范式基础之上，民族志作者在书写中处于支配地位，往往导致自我中心化倾向，面临真实性遭质疑和价值性被遮蔽两方面困境；主体间性理论视阈下的实验音乐民族志试图以“多声部”“复调式”对话的书写方式在理解过程中达到主体间的视阈融合，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认识论的桎梏。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提示对音乐文化主体差异性与“为他者”的伦理责任的关注，构筑了基于差异性的主体伦理共生体，旨在实现最终指向“和而不同”的公共性的音乐民族志书写。     

深描民族志方法的现象学基础

深描是格尔茨民族志实践最为核心的方法论路径。作为一种发展成熟的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它不但有着长期而卓越的民族志实践作为支撑,而且透过格尔茨极富深度的理论反思,我们还能从中探寻到其背后深刻的现象学哲学根基。对格尔茨人类学思想中这种现象哲学根基的深入挖掘和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格尔茨人类学思想的理解,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当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民族志理论和方法有着重要价值。     

民族志视野下的北宋使辽诗

使辽诗是宋辽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北宋使臣自觉的政治传播意识和大国情怀,促进了汉族和契丹文化的交流融合。北宋使臣以优越的文化心理去观察辽朝的一切,他们笔下的诗歌恰好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记录宋辽对峙时期,辽人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人情,符合民族志以某个民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和信息采集的学科特点,因此,使辽诗是一种民族志书写形式。以民族志视野重新审视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辽朝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也是意义非凡。     

民族志在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的运用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带来了电视国际传播活动的空前活跃,我国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为此,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文化研究学派研究中已经较为成熟的民族志方法的梳理,力图找寻其在电视国际传播受众研究中实现对接的现实路径。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让艺术和审美研究从实践出发--艺术人类学之学术意义的一种阐释

西方现代美学在批判古典美学纠缠于形而上的本体论问题、以思辨方法演绎理论体系等过程中提出了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分析与解决有关艺术和审美的具体问题的学术目标,但由于美学自身的方法论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障碍,从而进展缓慢;现代人类学特有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为解决美学的这一难题提供一条路径.目前美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主要从资料引用、思想启迪等方面切入,属于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尚未真正进入艺术和审美研究的领域,因而作为学科意义的艺术人类学目前尚未确立.把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的方法融进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之中,是探寻解决当代美学难题、实现有关艺术和审美研究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的重要路径,也是创建艺术人类学的根本依据和意义所在.     

理解与尊重——民族志的人性化进程分析

民族志的人性化不仅是一个哲学人类学问题,更是文化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理念问题.它牵涉到人类学家对于人性、文化等问题的根本立场.基于此,文章从历史的视角人手,把业余民族志的非人性化、科学民族志的准人性化到后现代民族志的人性化作为分析主体,呈现了一幅民族志人性化的完整概貌.     

中国本土民族志"抵达情景"分析

民族志中描写不同文化持有者初次遭遇情形的"抵达情景",特别能够反映文化间相互试探、互动的微妙所在.由于本土文化内部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足以产生研究者的文化"敏感",中国的本土民族志中也有大量"抵达情景".不过,与西方人类学者的"田野级序"观念不同,中国式的"抵达情景"充满文化传统的印迹,"人情"是其间最重要的概念,它直接影响"进入"的方式和成效,也带来相应的弊端.     

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交叉与民族志创作

如今人类学的发展逐步摆脱了纠缠于对某些文化或社会本源性问题的探讨,进入了多种范式交叉的研究时代,在理论视野上寻求跨学科的尝试,研究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即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点不再仅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描述,还有对文化体验与情感的阐释;与此对应,作为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变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经验途径与实践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