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危机与中英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为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加强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1940年6月,日本以武力为要挟,向英国提出了封闭由英方控制而对中国抗战极为重要的滇缅公路的要求,为此,在英、日、中之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和外交危机。本文将通过对滇缅公路危机中英国所扮演的角色的论述,从一个侧面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一“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从海上、陆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39年二战爆发后,日本妄图尽早结束对华战争,迅速实行南进的愿望增强,对中国的封锁也日益加剧。此时,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     

从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运输的三个阶段看中英美日等国际关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封锁中国沿海港口以及封闭滇越铁路的情势之下,抗战初期斯筑成的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陆上唯一的国际交通线.由于相关国家时滇缅公路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相异态度,滇缅公路的运输前后经历了不同的三个阶段.作为抗战全局层面上的一个焦点,滇缅公路反映了当时异常复杂的国际关系.     

抗战期间中英围绕中印交通问题之西藏交涉

文章以档案文献为依据探讨了抗战期间中英两国围绕修筑中印公路问题就“西藏问题”展开的交涉。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试图以修筑中印公路为契机,加强对西藏地方主权统辖。英国政府为维持其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竭力阻挠公路的修筑,并企图以所谓西藏地位问题与筑路计划挂钩。同时,英国还唆使西藏噶厦干扰中印驮运线的开通。英国的阻挠最终导致了中印公路计划的流产,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援华抑日：抗战期间英国工会对华态度及其行动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起的大规模支援中国和对抗日本的行动是国际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英国工会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经历了从精神支持和军事中立到积极援华的转变过程。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英国工会逐渐扭转了对中国抗战的中立态度并确立了“援华抑日”的行动策略。英国工会通过持续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积极发起物资援华和抵制日货运动,并推动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援华抑日”策略的推行,彰显了工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中国抗战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工会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促使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     

危机后央行流动性救助的最新实践与国际比较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创新了流动性救助措施,以缓解危机给金融体系造成的流动性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日本、欧元区、英国和我国央行的流动性救助的政策措施与最新动态进行总结和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央行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完善提供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华侨活动述略

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揭幕。海外华侨除了捐款献物,支援祖国抗战外,还离别亲友,归国杀敌或参加各种战时工作。当时西南重镇重庆归侨云集,抗日救亡活动踊跃;滇缅公路上三千多名华侨机工战时工作积极,流血流汗;大江南北的     

滇西抗日战争述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在东方战线上以最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经八年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最后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中,云南人民用自己的血汗筑成了滇缅公路,打通了国民党统治区后方的国际通道;在滇西沦陷以后,又奋起打击日本侵略军,并支援和配合中国“远征军”对日军的反攻,取得了滇西抗战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抗战时期四川的邮政通讯建设

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建设。因此，四川交通建设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其中邮政通讯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抗战胜利在即，四川邮政事业却面临重重危机。     

在抗战精神的传承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抗战精神是扭转民族命运、再造民族魂魄的内在力量,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本质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纽带与思想宝库。科学理性的抗战史观是传承抗战精神的基础,而当前“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日本军国主义对抗战历史的歪曲与历史虚无主义对抗战精神的消解,冲击着抗战精神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并最终显现为社会道德信仰困境与价值选择危机。直面并回击错误抗战史观,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真实历史的发掘为依托,以对抗战精神的理论研究为支撑,以多维化抗战精神的传播路径为渠道,进而构建起系统化、科学化的价值传承机制。     

中国持久抗战胜利与法国短期败降的历史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持久抗战胜利与法国短期败降的历史比较，说明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主客观因素，给当代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即：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路线、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一个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保证，在现今高科技时代同样如此。     

清与坎巨提宗藩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自1761年入贡,坎巨提同中国的宗藩关系延续了177年。19世纪末坎巨提危机的出现使中英俄三方聚焦于中国帕米尔,为了联华抗俄,已经兼并了坎巨提的英国接受了中英两属体制。甲午战争后,英国通过麦克唐纳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弃坎巨提宗主权,迫于俄国的外交压力,清政府采取了不予理睬的对策,中英两属体制延续至1935年,20世纪30年代英国无力对抗苏联在新疆的压倒性优势,1937年终止了坎巨提同中国的封贡关系,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洋华桥机工

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先生和“南侨总会”号召、鼓励和动员南洋华侨中的司机和修理工回国抢运抗战物资。有3200多人热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报效祖国。这些被称为“南洋华侨机工”的热血爱国者,大部分在滇缅公路上从事抢运抗战物资工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挽救祖国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分析了南洋华侨机工坚定、勇敢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深层原因,高度评价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挽救措施，并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实行了一次以发行金圆券和强制限价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得到缓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总崩溃，不仅打破了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推动他们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而且还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分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亡。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作用及局限性

过去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往往避而不谈，本文则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的进攻能力，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对于克服某些人头脑中失败主义情绪，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还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准备中的种种局限性，致使其准备既不充分，也不完善，给以后的抗战带来了不利因素     

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与中国经济

抗日战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经济力量的悬殊，是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条件。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野蛮掠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５０００亿美元，大大地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大后方基地、采取有利农业发展的措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敌伪掠夺计划、发展生产、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等措施，打破了敌人“以战养战”政策，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试论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中的地位──为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而作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之一，也是中国抗战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堪称楷模，他在中国抗战戏剧创作中竖起了一块丰碑，他在中国抗战戏剧理论上飘扬起一面火红的战旗。一、田汉在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中堪称楷模1937年“七七”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了沉睡的华夏大地，震撼了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富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田汉，更是心情激荡，义愤填后。他以笔作刀枪，挥毫疾书，仅用几天时间便创作完成了四幕话剧《芦沟桥》，在南京大华、国民、新都、首都戏院首演，擂响了中国戏剧舞台全民抗战的战鼓。抗战八年，他先后…     

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化动员考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擎起了文化救亡的大旗,积极探索符合文化人士自身的方式,形成了常规化的舆论宣传动员模式和非常规化的战地实践动员模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持久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动员模式和助力抗战的特殊功效,全面展示出了中国文化在应对民族危机过程中的特质。     

评阎锡山的“守土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各政治集团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一,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不抵抗”派;以冯王祥为代表的主战派;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焦土抗战”派等等。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晋系地方实力派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政治主张,轰动一时。然而,所谓“守土”并非阎氏首创,而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与近代中国“守土型”的国防观一脉相承的,是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密切相关的。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