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行年简表

王敦是翼戴司马睿草创东晋江山的核心人物。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在国家政权中,琅邪王氏的位势居于司马氏之上;而在琅邪王氏家族中,王敦的实力又居于王导之上。两晋之交的情势,尤其如此。今将王敦一生主要事行依年相次,表中所纪未另标出处者,大抵已见载《晋书》本传;其余亦只提示线索,间有考订,皆力求简明。 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 王敦生 敦字处仲,小字阿黑,琅邪临沂人。祖览,晋光禄大夫;父基,治书侍御史。高门望族,与河东裴氏并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乃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见《世说新语·品藻篇》和《晋书·裴楷传》。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关于琅邪王氏的几个问题

世族门阀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琅邪王氏又是世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家族。深入解剖这个家族,会有助于本课题研究之深入。一、琅邪王氏的兴起及其世族高门地位的确立关于琅邪王氏的远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溯至周代,但可信者只能从前汉昭、宣时的王吉算起。《汉书·王吉传》称:“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

汉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的时期，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统治阶级上层不同利益集团升降浮沉的变迁。汉末大乱，乘隙而起的曹魏王朝中断了具有深厚历史积蕴的儒学世族正常的发展进程。不过，这只是暂时现象，经过大约４０年的准备，儒学大族的复起之势已明，并向曹魏皇权提出了挑战，其标志便是景初二年末围绕魏明帝顾命大臣人选所展开的斗争。据考，曹睿病危之际本欲“以亲属广据权势”，并付诸实施，但短短四天之后便废黜了宗室顾命集团，代之以宗室曹爽和大族领袖司马懿共同辅政。明帝改易顾命人选，并非自愿，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族代表。此事虽微，然意义重大，它预示着未来儒学世族之全面得势和魏晋更替的历史走向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说“邪”与“斜”

邪,从邑,牙声,本地名专用字。《说文·邑部》:“邪,琅邪郡也。”谓琅邪郡之字如此作。汉碑琅邪字或加玉旁,此蒙上琅字从玉而衍,山东省东部胶南县南境有琅邪山,今人书正作琊字。又有从耳作耶者,由音、形近是故也。在古代文献中,邪主要用为袤正字(又用为语助,本文不论)。邪、衺皆从牙得声,故可通用。《说文·衣部》: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从《世说新语》看东晋琅邪王氏文人心态

作为东晋最显赫的士家大族,琅邪王氏培养出了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他们对名利"重"而不"嗜";在对生命的深刻体认中透出一种深沉的悲哀,进而求自全、自适,但是家族的文化传统又促使他们兼带"经世"精神;在审美情趣上,崇尚幽雅和率真,这些共同构成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试论桓温北伐与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王朝由高级世族垄断政治、军事大权,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使之达到顶峰。同时,东晋又面临着北方沦亡、山河残破的严峻现实;民族危机是当时全社会关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焦点。本文对东晋桓温等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北伐和东晋门阀政治作初步探讨。桓温北伐前的东晋社会西晋崩溃后,北方陷入了民族战争的灾难之中,世族豪强地主纷纷南迁。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特权,他们扶植了以民族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东晋王朝。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北方世族代表人物琅邪、王敦兄弟功绩最大,从而操纵了东晋内外大权,形成     

略论“元嘉之治”及其北伐

宋文帝刘义隆统治的元嘉时期(424～453)在南朝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因其卓有成效的内政改革,取得了著名的“元嘉之治”,把刘宋的国力推向全盛;但元嘉末年北伐战争的失利,又迅速降下了这一治世的帷幕。宋文帝如此的治乱相寻,集成败于一身,令历代史家感慨不已。但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评析,本文就此略作探讨,求教于方家。一自东晋以来,皇权中衰,士族权贵垄断了军政大权。420年寒门将领刘裕代晋建宋,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趋于强化。但其在位仅三年,局势尚未稳固,这一使命落在了后继者刘义隆的肩上。当时士族阶层虽已腐朽,但仍享有特权,不断与皇权发生冲突,而皇族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     

魏晋时期琅邪颜氏家族文化研究——以颜含为中心

颜氏家族于曹魏时期迁居琅邪,成为琅邪一地的世家大族.魏至西晋的颜氏家族仕宦清明,代传恭孝.永嘉南渡后颜氏家族政治地位得以提升.东晋时期由于颜含雅重行实,抑绝浮伪,秉承了仁政爱民的家族传统,又坚持雅操、贤明智慧,自觉追求理想人格,使得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的颜氏家族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颜含制定家族清规,以学术传家,反对贪求世位,对颜氏家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宋明帝的皇权与佛教

宋明帝即位之初,就任命自己五戒师释僧谨为僧正,给予超常规待遇,建立兴皇寺,择选有旧交的高僧释道猛任纲领,给予僧正的待遇,优礼有加;在全国范围内征请高僧大德入京传法,检饬孝武帝庄严寺僧众,重新确定法会讲论法主等等.这中间的一些举措带有明显的急迫性,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明帝意图借助佛教和僧众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延伸和扩展皇权在佛教政治秩序上的权威,塑造和强化皇权及自身地位的合法性,这源于明帝承统的合法性不足.前废帝刘子业凶狂无道,朝野笼罩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明帝被迫发动宫廷政变,仓促之间被拥立为帝;因法统性不够,受到刘子业弟弟晋安王刘子勋政治军事上的挑战.虽然最终在军事上取得完全胜利,但明帝为了在法统和舆论上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积极争取佛教和僧众的合作,这是他即位之初就采取各种佛教措施的原因和目的.     

从“东床快婿”探析门第婚姻背后的政治原因

"东床快婿"指东晋成帝时期郗鉴为女择王导从子王羲之为婿的故事。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郗鉴与王导联姻的原因很多。首先,郗王同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郗鉴曾拒绝与同乡庶族交友,更不会与庶族结亲。王导曾求与南方吴郡士族联姻被拒。在此背景下,郗王结亲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的强强联合。其次,王敦再叛,郗鉴率流民群南下,与明帝密谋平定了王敦之乱,随后晋升朝廷要位,与王导关系缓和,郗氏与王氏联姻有了可能。再次,成帝冲幼,王导、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辅政治,除郗鉴外,王导与其他五人关系紧张。最后,成帝时期,庾氏坐大,庾、王矛盾激化,庾亮、陶侃想要废黜王导,郗鉴从中阻拦,此时郗王结亲有利于平衡东晋政局。门第婚姻对门阀士族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维系了门阀士族阶层的稳定,又因其排外性削弱了这个阶层的力量。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邪王氏为例

通过对六朝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婚姻状态的研究 ,探讨了几个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世族婚姻的内部特征是累世与一些固定的家族通婚 ,致使异辈婚、中表婚盛行 ,所以婚姻之家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并且对遗传和寿命多有影响。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帝位巩固与汉室复兴:汉明帝刘苍幕府考论

汉明帝继位之初,遭遇到对其帝位的严峻挑战,为此他提拔刘苍,让其开府辅政以应对这一危机。刘苍幕府不同于汉代其他辅政幕府,其主要职责不是替明帝代行皇权,而是为扭转明帝在政治上的劣势,以巩固其帝位。刘苍幕府设立后,通过广辟名士与制礼作乐,成功提高了明帝的民望并树立起其皇权独尊形象,明帝的帝位因此得到了巩固。明帝帝位的巩固对东汉王朝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不仅维护了明帝朝的政治稳定,为东汉前期长达数十年的政权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之后明帝的政治转向提供了保障,为"明章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