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私法上的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制度源自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对不当得利的调整是通过个别诉讼格式进行的,并未形成统一的不当得利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因继承罗马法的差异,对不当得利的规定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不当得利制度,但是吸收了“损人而利己乃违反衡平”原则,对不当得利予以救济。由于各国对不当得利的地位和性质的认识的不同,各国的法律规定也互不相同,这样往往会发生法律上的冲突,因此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原则是国际私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侵害知识产权的不当得利请求权

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民法方法 ,必须构建相应的请求权概念体系。虽然我国《民法通则》第 92条规定了不当得利 ,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实践中 ,却没有发现明确适用不当得利的实例。本文通过对侵害知识产权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特点、类型的分析 ,说明侵害知识产权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对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 ,期望新的民法典建立这一制度。     

中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比较法为视角

不当得利旨在调整无法律上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与合同、侵权鼎足而立,是民法的基本制度。文章以比较法为视角,对德国与法国的不当得利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以此为基础,评述了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

保险代位权是具有损害填补性质的保险的专有制度,它为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的利益归属提供了法律依据,防止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获得利益,有效地减少了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代位权是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一项法定权利,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也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健康险、意外伤害险等人身保险也具有损害填补性质,与约定给付性质的人寿保险具有明显的不同,可以适用代位权制度。保险代位权制度的核心是禁止不当得利,民法中的债权人代位权和请求权让与制度为其提供了理论,保险法中的公平原则和损害填补原则是其得以构建的基础。     

试论缔约过错责任

按照法学一般理论来说,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合同违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等.而对无效合同、被撤销的合同或有要约而不成立合同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则无由归责.这种宏观现实情况屡见不鲜,又是司法机关所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这无疑暴露出我国合同制度的不尽完善之处,应进一步研究改进.纵观各国立法,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缔约过错责任制度,弥补了合同制度的不足.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探讨我们的问题,进而在我国建立健全缔约过错责任制度,无论从立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来看,都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民间借贷纠纷审判实务若干问题的探讨

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款合同的存在,二是有给付的事实,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证明给付的事实,而不能提供借据,此种情形可按不当得利案由起诉。在审判实务中,民间借贷在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随时主张权利,但如果不是即时拒绝履行债务,而是债务人同意履行且要求给予宽限期的情形,应从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对借条真伪的证明责任,原告应对其主张事实成立负证明责任,被告否认借条的真实性,原告应当申请笔迹鉴定。借据载明的数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有证据证明利息已经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本金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债权人可以选择主张,亦可以分别主张,但均以不超过四倍利率为限。借款逾期未约定利率标准,还应按约定的利息计算。如果双方在借款时自愿约定复利,且在最后还本付息时,复利没有超过法定最高限度的,应当予以准许。     

徘徊于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之间——述评身心关系中的认识论倾向

身心关系问题即生理和心理的关系问题,身体和心灵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如何。身心关系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思考和探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自身的认识局限,这些思想难免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和工具,对西方现代以前的哲学家关于身心关系问题的认识进行分析和批判,分析其中的认识论倾向,以期对后续的研究有所帮助。     

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探求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理想和现实、事实和价值、目的和手段、类和个体的统一。一方面,人是一种独特的目的性的存在,目的性、价值性和理想性是人的自成的条件和证明。人的发展,人的自由,是全部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从人的现实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来说,人又是一种时间性的、历史     

追和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脉络

张先最早将和韵的创作方法用于词中,在和韵从诗坛延展至词坛这一过程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追和词的产生则在具有典范意义的词人词作出现之后。李之仪《忆秦娥·用太白韵》是现存最早的追和词。直到北宋末年,追和词仍寥寥无几。第一个在词中大量追和前人的词人是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王之道。苏轼、周邦彦作为典范词人在南宋受到较为普遍的追和。金元时期代追和词数量少,追和范围小,但对于苏轼词的追和仍然清晰可见。明人对于唐宋词人词作的追和热情十分高涨,追和词数量大增,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清代追和之风兴盛,词人追和态度严肃,和词总体质量较高。     

关于高等学校推行问责制的实践与思考

高等教育和其他领域一样,推行问责制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庆石油学院是全国高校开展问责制工作较早的单位之一。通过问责,增强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找到了工作不足和改进思路,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好问责工作,前提是宣传和动员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基础是明确领导者的责任,重点是梳理意见和建议,关键是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试论市场大潮中的网络时代高校德育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网络化正逐渐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高等学校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摇篮,德育工作在学校工作中起着核心的导向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网络时代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网络时代高校德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的德育工作新途径和新办法。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认知与预测

人们有着强烈的认知和预测风险的愿望,自从关于风险的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认知和预测风险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中心课题。从理论上说,风险认知和预测本来是个悖论,因为人们一旦实现了风险认知和预测,也就不再称之为风险了。不过,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运用科学方法去认知和预测风险是可能的,而且实证研究在这方面也有着积极表现。但是,风险认知和预测大都限于微观领域中的风险,而在宏观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中,科学的风险认知和预测都变得非常困难。基于既有的科学理论及其方法,特别是按照分析性思维的套路,是不可能实现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认知的,更不用说预测了。因此,我们构想了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行动中的风险认知,希望这有助于人们开展应对风险的行动。     

国际合作中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关系和规律探究——以中国—东盟经贸数据为量化分析样本

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一直都是国际合作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基欧汉和奈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建构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将相互依赖理论推向了巅峰。然而,此后的学者较少对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概念进行研究。事实上,敏感性和脆弱性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通过引入维持成本和退出成本,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两个概念的理解,进而探索并归纳两个概念的关系和规律。敏感性和脆弱性将共同影响一国的战略决策,并且最终影响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这对分析和深入理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有一定的帮助,也能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     

把尊重和关爱送给生命

人在情景中,或是悲伤痛苦,或是悲观绝望……但都需要尊重和接纳,更需要关爱和力量。以生命影响生命,或许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动,而更需要对生命真诚的尊重和关爱。社工就是把尊重和关爱送给生命,让处于痛苦挣扎中的人感受到力量和希望。     

人文的人道主义与博爱的人道主义论析

人道主义的英文词源是humanism和humanitarianism。从英文词源可以区分为人文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笼统地反对人文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的人道主义,也曾经给予肯定。但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相容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论,而人性论与阶级论是根本对立的和完全不相容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性论做过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同时,对人文的人道主义中那些非人性论的内容则是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肯定。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最终就要研究和解决阶级论和人性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主要是一种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它对哲学世界观有影响,但还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     

国有资产的地位、管理和运营

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不断探讨和实践的难题。但就它们自身去探讨 ,任何一种结论都难以满足理想化的要求。事实上 ,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都是以国有资产所具有的功能和所处的地位为前提的 ,随着国有资产的功能和地位的变化 ,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模式需相应地发生改变。不存在什么理想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模式 ,只有适应于国有资产某种功能和一定地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模式。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楚国与雅典的司法制度比较研究

楚国和雅典在司法机构、职官设置及诉讼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楚国的司法组织系统和地域政治系统大体一致。雅典有专门的立法、司法机构和官员。楚国和雅典在普通的民事、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上基本一致,但雅典有特殊诉讼即立法监督诉讼,而楚国没有。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法制分别是楚国和雅典政治制度的保障,楚国和雅典的司法制度各有优劣。     

马克思思想中的他者之维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他者的地位和作用从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作为以实践哲学为其思想核心的马克思,给予了他者存在的理由和应有的重视,也为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马克思提供了路径。在马克思看来,他者是自我存在的前提和确证。自我和他者不存在一方决定他方的占有和控制,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平等关系。     

忠诚的阶级性与当代革命军人的忠诚

忠诚是在人类社会实践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规范。作为政治品质的忠诚,不仅具有一般的道德特性,而且具有政治针向性和强制性。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忠诚首先是要忠于阶级和国家。忠诚的政治价值取向,实质上就是明确忠诚对象,或者明确忠诚为了谁的问题。忠诚的不同阶级性,决定了忠诚的表现和境界也不同。基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当代革命军人弘扬的忠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和牺牲个人一切的最高境界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