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西北科举制度的调适——以甘宁青地区为中心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在镇压了西北回民起义之后,为了稳定当时的西北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善后举措。其中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培育人才、培植文化、加强文治和传承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回民起义后湘军对西北地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适和整顿,从文化层面完成了对科举制度的重建。本文试图通过其对甘宁青地区科举制度重建的考察和分析,进而审视其文化善后的得失。     

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

高利贷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经济现象 ,对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 ,高利贷也维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 ,尽管这种运转十分滞涩和残酷无情。从较长的时段看 ,高利贷猖獗不仅意味农村贫困化 ,而且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货币资本需求 ,并且小农借高利贷经营副业也获得了相应的比较利益。从全社会看 ,高利贷还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小农经济是高利贷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 ,高利贷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是表层的 ,在社会经济衰落过程中 ,高利贷只会起到加重的作用     

灾荒与人性——以民国时期西北为例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灾荒,不仅严重影响人口的数量、质量,而且西北人民在心理、人文、伦理上都受到极大的冲击:灾民为了生存,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抛儿弃女、贩卖人口、掘坟挖尸,甚至发生骨肉相食的惨剧。正是愈来愈严重的灾荒一步步摧残、瓦解着人性,对后来西北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恶烈影响。     

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的农村问题——以《中国的西北角》和《西北考察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社会,农村社会的衰落与破产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以近代两位著名知识分子对西北社会的考察报告为切入点,较为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边疆地区农村社会问题的表现及形成原因,并简要分析了甘宁青农村社会的衰败对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活动的影响。     

缺席与断裂:农村高利贷生成的社会逻辑——来自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席与断裂为农村高利贷的生成和盛行提供了社会土壤,而农村高利贷的存在必将加速社会分化、消解社会整合和挑战社会秩序,产生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高利贷的治理需从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着手,改革社会制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民间组织和完善人际支持系统。     

民间借贷领域的社会控制逻辑——基于高利贷和套路贷的考察

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中的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除民商事案件外,高利贷和套路贷的犯罪行为更是被民众和司法实务部门广泛关注.2018年,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相关文件《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对高利贷和套路贷刑事规制的官方标准出台.综观对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刑事规制过程,可发现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社会控制逻辑是:允许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但坚决惩治以非法手段放贷收贷,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对民间金融犯罪的刑事规制.特别是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实务部门将以非法手段放贷收贷与黑恶势力联系起来,并制定有关高利贷和套路贷行为的司法解释,同时,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刑事规制又反过来形塑着公安机关介入民间借贷领域的司法实践.     

西北贫困地区县域民间高利借贷个案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盐池县民间高利贷现象十分活跃,并对该地区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根据实地调查资料,重点分析了盐池县民间高利贷的现状和呈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并对盐池县民间高利贷活跃的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探讨了民间高利贷对当地经济社会与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社会养老的实质是依靠社会网络的生存策略。随着农村社会向城市变迁,老年人依靠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养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机构养老因为不能提供资源获取网络而失败;“隔代抚养”与“婆媳关系倒置”造成了养老资源的逆向流动;老年人面临严重的工具支持危机;交往支持网络缺失造成精神空白。这些困境主要是由长老秩序的瓦解、父权的衰弱以及资源获取能力的衰退所造成的社会网络缩减、断裂所造成。因此,应该通过社会网络的重建以解决农村养老困境。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陕西农村为例

资源匮乏型农村社区,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缺。农村社区精英尤其是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个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素质深刻影响社区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网络,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社区治理成效。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基于整合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会管理是通过嵌入具体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自身运作与实践的,后者构成了前者运作与实践的基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促使农村社会管理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虽然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历程中,"社会管理"突破了单一的学科拘囿而成为社会科学与政论界的热门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管理机制的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深入研究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时亦有助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构想——以青岛市为例

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必须创新。本文通过对青岛市实践情况的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具备建立新型农保制度的条件,可率先起步,循序推进。在现阶段,"大账户小统筹、多元筹资机制、适度保障水平、权利义务统一"的制度模式是可行的选择。顺利推行新型农保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十分重要。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可以发现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可行能力匮乏,即改变自己状况和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和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三个方面。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除了自然灾害、宗教等客观原因外,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西藏农村地区扶贫开发成效的关键要素.经过50多年的发展,西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高,但无论从身体素质、科技文化素质,还是综合素质来看,都还与全国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当前西藏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重点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西藏农村贫困人口参与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最后要对中等专业学校进行系统改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战略取向与对策——以南京市为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的基本保险,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由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下降,作为一种正在探索中的新型保障制度．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文对新世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战略取向与对策作了理性的探讨。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和路径研究

现阶段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认识、体制、制度、能力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应完善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转变对农村社会组织的认识,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扶持,规范农村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基督教的传播对多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以甘宁青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信众不断增加,传播区域不断扩大,已开始向多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传播,其原因主要有国外基督教渗透、国内教会组织的传播及个人信教.对民族众多、宗教多元的地区,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我国的文化安全等都将造成一定影响,作者以甘宁青地区为例做了具体分析,提出必须依法加强对基督教的管理,打击非法传教活动,加强民族宗教问题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建设.     

构建以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

本文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发育的历史逻辑、核心目标以及社会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深化之闽的联动机制等问题.文章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动力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对社会整合的需要;社会组织发育的核心目标是建构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农村社会的自我规则化机制;社会组织是农村民主制度深化的重要力量,应该形成与基层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