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 --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

在18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而且使来华西人和英美社会中较有正义感的人士对这种贸易展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与谴责.他们从基督教道德原则出发,就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吸食鸦片所带来的社会后果,鸦片走私的违法性等方面,对鸦片贸易和英美鸦片贩子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舆论攻势.而来华鸦片贩子和鸦片利益集团则极力为其肮脏行为辩护,诡称鸦片泛滥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嗜好",鸦片本质上是"无害的药品",而应对鸦片问题负责的是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英印政府和清政府官员.除来华西人外,英国舆论界也就鸦片问题的是非展开了辩论.     

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

高利贷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经济现象 ,对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 ,高利贷也维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 ,尽管这种运转十分滞涩和残酷无情。从较长的时段看 ,高利贷猖獗不仅意味农村贫困化 ,而且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货币资本需求 ,并且小农借高利贷经营副业也获得了相应的比较利益。从全社会看 ,高利贷还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小农经济是高利贷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 ,高利贷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是表层的 ,在社会经济衰落过程中 ,高利贷只会起到加重的作用     

中国近代典当业研究综观

典当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经济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蓬勃.至民国时期,面对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典当业仍然保留一席之地.它与国家经济、官僚政治、思想文化、习俗风尚、社会局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新式典当业在本质上与旧中国高利贷剥削的典当业有根本区别,但其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仍有相似之处.     

民国前期四川土匪成因论析

土匪猖獗是民国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民国前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中,战争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军队往往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同时期,四川自然灾荒不断;军阀征税无度;地主压榨严重,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成为土匪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秩序长时期内持续的动荡,导致更多人进入土匪队伍.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地区禁烟运动

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烟毒泛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推行毒化政策,徽州地区社会失序,具有烟毒化的趋势.在民族危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从废除公土制度、限制私烟流动、强制烟民戒烟、设立强民工厂、建立监督组织、推行禁烟宣传六个方面推动徽州地区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将鸦片彻底根除.     

缺席与断裂:农村高利贷生成的社会逻辑——来自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

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席与断裂为农村高利贷的生成和盛行提供了社会土壤,而农村高利贷的存在必将加速社会分化、消解社会整合和挑战社会秩序,产生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高利贷的治理需从农村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着手,改革社会制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积极发展民间组织和完善人际支持系统。     

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

鸦片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现象之一,因而近代小说对此多有反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呈现出一条明晰的由滥觞到发展、勃兴最终走向式微的弧形轨迹.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存在着三个显著特征,展现了不同时期作家对鸦片主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书写鸦片时的心理嬗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鸦片叙事在近代社会乃至毒品走私与消费依旧猖獗的当下中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及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保障立法

民国时期天灾连年,战乱不断,粮食减产,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引发了土匪猖獗、疾病横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有得有失,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晚清贵州鸦片问题初探

晚清贵州是中国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而鸦片的种植和贸易与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过去,对此研究不多,论著较少,本文拟对晚清贵州鸦片的输入和种植,贸易和路线、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等课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鸦片的输入及种植经过熬制、提炼,以吸食为主要功能的鸦片,早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就输入中国,但流入内地甚少.清朝中前期,贵州并无鸦片输入记载.鸦片输入贵州是在鸦片战争前不久.据《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称:"作为吸食毒品的鸦片自何时流入贵州的……可以初     

鸦片种植与甘青社会经济互动(1928—1937)

民国时期,鸦片烟毒风行于西北,甘肃、青海两省皆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但1928年建省的青海严禁种烟,与邻省甘肃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大量甘肃鸦片被军阀和商人等运销青海,青海的大量余粮则销往甘肃,以弥补种烟挤占粮田所造成的巨额粮食空缺。同时,鸦片消耗了大量青壮劳动力,不少青海民众在收烟时节务工于陇原烟林。甘青两省在鸦片、粮食和劳动力上形成互通互补,构成省际社会经济互动的重要内容。     

甘肃近代烟祸述论

鸦片何时输入甘肃?根据史籍记载大概在道光年间。“道光初,……(鸦片)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①所谓“岁益浸广”说明鸦片传到甘肃后,经过长期泛滥,便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痼疾。本文试图就甘肃烟毒泛滥的原因、概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指正。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吸食状况及成因论述

民国时期,甘肃吸食鸦片人数众多.据官方统计,吸食者约占甘肃总人口的3.21%,数字很大.追溯其缘由:种植是吸食的前提;鸦片的特殊药理性质,使吸食者认为能够补充"能量",减缓劳动紧张度;整个社会娱乐活动的短缺,吸食鸦片又成了打发余暇的有效手段;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常被当作疗疾治病的"药品".从根本上考量,民国甘肃社会鸦片的普遍吸食是政府责任缺失,禁政推行不力的结果,是社会衰微、民气不振的一种反映,也是社会畸形状态下的产物     

近代列强对华经营鸦片始末

鸦片在中国泛滥了一个多世纪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观 ,鸦片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是列强有中国的鸦片经营造成的本文详细考查了英、美、日对中国经营鸦片的过程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北洋时期的湖北农村经济

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然而,首义之区的农村却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动。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湖北农村百业萧条,疮痍满目,农民群众仍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辛亥革命丝毫没有触动这个所有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香港禁烟史论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鸦片贸易在香港长期存在,其形式由鸦片商从事鸦片转口贸易,然后港府授权私商经营,而后又过渡到港府鸦片专卖,均属垄断经营性质。其原因是港府将鸦片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及港府推卸鸦片泛滥的责任;港府辩称吸、售鸦片并非罪恶,危害有限;英国政府的禁烟立场不够明确和坚决。香港的鸦片业衰亡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给英国政府和港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中国内地的禁烟运动更是对香港鸦片业的衰亡产生了重要作用;最后,香港被日本侵占,英国丧失了对该地的统治权,只得终止鸦片贸易。     

旧中国的地方官僚与地方军阀是怎样进行横征暴敛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农村经济概述之二

前面我们说过,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是怎样剥削生产者的。不过,在有些场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也会侵犯到富农或中、小地主的头上。比如,富农或中小地主有时会因为挥霍、灾荒或其他偶然事故,以致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有时甚至不得不把已经占有的农产品,低价出售给商人,受到商业资本的敲剥。这里我们必须分清:高利贷、商业资本同生产者是一种性质的经济关系;而高利贷、商业资本同地主、富农,又是一种性质的经济关系。这两种性质的经济关系,毫无共同之点。前者是剥削被剥削的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道光时期以来浙江鸦片流播问题初探

清朝道光统治时期,沿海省份浙江成为遭受鸦片侵害的重灾区之一。台州、温州种植罂粟、售卖鸦片,嘉兴、杭州、宁波等地鸦片走私入境。吸食与贩卖行为是造成鸦片毒害蔓延的重要因素。外国鸦片商,闽、粤等地的商贩,本省烟贩和鸦片吸食者,盗匪游民等均是鸦片利益的＂收获者＂,成为官方处理鸦片问题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