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文艺丛志》看日据时期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

日据时期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从未间断,台湾文社发行的文学期刊《台湾文艺丛志》曾经从京沪的《东方杂志》、《太平洋》和《小说新报》等转载和引进大量文章。台湾的传统文人也同大陆文人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     

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社群之女性想象的时差——从《新青年》到《文社月刊》

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大量的性别论述,发言的主体也不仅止于男性,女性在此论述空间开始展开其发言权。早期的女学思想可以《饮冰室文集》里的论述为代表,倡导透过对女性的教育(所谓的"女学"),一方面养成贤妻、良母;另一方面使女性经济独立,从而建立幸福家庭,造就富强国家。《新青年》同样也注意这一方面的议题,不仅设立一个"女子问题"的专栏,且由女性执笔论述,上个世纪20年代基督教的重要出版物《文社月刊》,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别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女性地位与未来发展的建构提出他们的构想,透露出当代的(男性)基督徒在书写中模拟的女性形象与企图形塑的理想愿景。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事情》评析

该文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调查报告<南洋华侨事情>出台历史背景,分析了报告对南洋华侨的认识以及报告对日本政府制定南洋华侨政策的影响.     

从《蜻蛉日记》看日本人的梦信仰

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成为研究日本古代梦信仰史的重要作品。重新审视《蜻蛉日记》中的梦信仰,参照日本同时期的日记以及故事集等文献,阐述道纲母对于梦的看法,有助于揭示当时的佛教信仰对于日本人梦信仰的影响。     

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与台湾社会

天主教是近世台湾社会的一重要力量,但大陆对其研究的各种论述却极为鲜见。日据时期,天主教会改变传教方法,吸收台湾民众入教,信徒人数不断发展,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方言歌谣

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方言歌谣,特别是闽南和客家民歌,具有中国传统民歌的含蓄、达观、凄婉等特质,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台湾南岛语系群族歌谣则在本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情况下,发挥了传承历史记忆的功用.这些民间歌谣贴近乡土,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真实声音,它生命力强,不易为统治当局所扭曲变形,为文人作家提供了鲜活丰富的素材和生动活泼的语汇.在此基础上,文人创作的闽南语歌谣以及闽南语流行歌开始在台湾出现.     

从《韬养斋日记》看徐世昌与逊清皇室

1912至1924年间,徐世昌同时兼具清室遗臣和民国政要的双重身份。在近13年时间里,徐世昌不断接受来自清室的赏赐,积极参与清室的各项重大活动,尽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在自身出处问题上,无论是出任国务卿还是大总统,均一再征求清室的意见。这反映了其既想入仕民国又不愿冒犯清室的复杂心理。《韬养斋日记》为考察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关系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在此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提供了宝贵史料。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解放军武力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

顾维钧是民国政府时期著名的外交家,1949-1950年间任国民党残存政权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回忆录》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在美国的外交折冲:国民党残存政权种种争取美国保护的外交努力,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残存政权的失望、绝望及对其被保护要求的拒绝和对新生的中国政府展开沟通的探索等,表明自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一年多时间,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力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新中国建国之初能否迅速武力解放台湾,当然有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开国领袖的决策,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一武力解放台湾之最佳时机之窗的关闭,台湾问题的解决则成为我们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并延迟至现在,则是令全体中国人扼腕叹息的事。我们期待着台湾问题早日解决,最终完成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文化血统的辨析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虽一直处于殖民统治的政治高压之下,但却始终高扬着不可征服的中华之魂.唯其如此,它才能顶着殖民宗主国所推行的皇民文化运动,自觉追随着祖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步伐奋然前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上的反抗品格和文化上的革新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反殖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的和台湾乡土的基本品性,成为中国新文学悲壮而珍贵的海上篇章.承传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文化血统,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台湾抗日先驱黄朝琴早期思想研究——以《台湾青年》《台湾》为研究对象

黄朝琴是近代中国台湾能人志士之一,他和其他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了台湾新文化运动浪潮,在《台湾青年》(后改名为《台湾》)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创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他们的运动弱化了日本殖民同化教育的效果,在台湾及祖国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警惕台湾被殖民当局从思想上“灭族”,批判日本殖民政策;提出拯救台湾需要普及民众教育;他和同时代有识之士把中华民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根植于台湾民众心里,并指出台湾民众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多种语言形态下的台湾日据时期通俗小说创作

日据时期台湾通俗小说的创作语言表现为汉语文言、中文白话和日语等不同的语言形态。这些通俗小说侧重于婚姻、爱情、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层面现象的揭示与描绘,较少正面附和或反抗殖民当局的时局政策。其中,文言通俗小说传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营养两者兼具,日语通俗小说侧重规避政治时局的言情,中文白话通俗小说有着持守汉语与无奈媚日的矛盾性,它们大都具有在日本殖民当局语言暴政压迫下隐性抗争的特点和炎黄文化的本质。     

俄苏文学对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影响

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生长环境极其险恶,但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发展非常迅速并且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这与东北作家们积极学习俄苏文学密不可分。一方面,东北作家大多自觉的以笔为枪,揭露日伪统治者的暴行,颂扬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情况下,表现斗争主题的俄苏革命文学就成为东北作家的学习榜样;另一方面,很多东北作家执著于对乡土的书写,这种乡土写作更多地吸收了俄苏经典文学的营养,既暴露了日伪统治下东北社会的黑暗,又展现了生活在凛冽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和忧伤。     

战国文学的太平洋视域(二)

本文认为鲲化为鹏、海外有山、海外有国以至天外有天的故事,之所以受到部分战国文化巨人的倾情关注,既和当时各国君主崇尚巨美的文化风潮有关,也和一批文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对海天之外的未知领域进行浪漫猜想有关,更和大批文化人士乐于接受随着中西交通而涌进的远方信息有关,甚至还可能和濒海民族尤其是流放远海的越国罪人的航海经历有关。     

压不扁的"玫瑰花"--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湾抗争文学

从中文写作到日文写作,日据时期的台湾抗争文学始终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50年间,小说创作的成绩集中体现在殖民者、反抗者、东洋奴、历史孤儿等四类形象的塑造上.这批作品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抗日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岸同源一体的有力见证,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价值.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原因初探

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统治的影响,仍然有增无减地前往鼓山受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福州鼓山涌泉寺为南方著名的丛林,台湾佛教界与鼓山涌泉寺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台湾佛教界一直保持与福州鼓山的信息沟通,台湾佛教界与鼓山涌泉寺互动频繁,清朝规定台湾僧侣必须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影响深远,台湾佛教界长期没有传戎的能力,台湾佛教界的僧人只有在福州鼓山受戒后才有发展空间.     

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的世俗视角

与19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作品往往从知识分子视角展开叙事不同,1990年代的大众文艺是以一种完全世俗化的、平民化的视角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在前者的叙述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信仰等得到了真挚的同情和由衷的歌颂、赞美,而在90年代大众文艺的世俗化讲述中,知识分子及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却成为"被叙"和"被审"的对象.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僧侣、商人与东亚的信息传递

明王朝主导的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时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形态,同时引起此区域内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中日之间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人们,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中国的信息,如何将之传达给日本,之后又被日本人沿着怎样的途径去理解、传播,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误读和误传.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东亚历史空间交流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