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万里黄河万卷书”系列之九：偏头关悲歌杨家将

一、残阳何意照空城 山西作家采风团“走马黄河”的第一站是偏关。偏关，古称偏头关，因为“地形东仰西伏，似人首之偏隆”，因此得名。黄河落天走山西首先流入偏头关境内，滔滔黄河和巍巍长城在这里交汇，内长城和外长城在这里聚首，是晋蒙交界之处。偏头关与雁门关、宁武关并称为长城“外三关”，史称“九寨屏藩，三关首镇”。由于偏头关三面环山，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来就有“宣大以蔽京师，偏头以蔽冀晋”的说法。     

“天人之际”: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

有人指望以“天人合一”的态度来指导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殊不知这一传统命题本身即包含了两重性，一是积极的“顺乎天而应乎人”，二是消极的“蔽于天而不知人”，本文拟就这些方面展开讨论。天人之“合（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东方大国，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相适应，比较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之际”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司马迁自述撰史旨趣：“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抵亦概括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术宗旨。这与西人往往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并努力向外部世界追求有所不同。早先的天与能“今风雨…     

荀子《解蔽》之"蔽"与自我的泯灭

荀子《解蔽》的实质是以“己之蔽”解“人之蔽”,他在知识与价值、天道与人道、道与物、认识途径与实践环节、认识前提与目的、认识的无限性与终极性等问题上均暴露了他的认识之蔽。因此,他不但未能解人之蔽,更未能如当前学术界有人所说“发现自我”,而是将自我价值淹没在“圣王”、“群体”的光辉之下,最终造成自我价值的泯灭。     

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逻辑关联

荀子将“天”视为自然而然层面上的哲学范畴,“不求知天”旨在拒斥奢求知天的进路,并未否定天的可知性和人的知之能。相反。“不求知天”正是以“知天”为其归。井构成后者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不求知天”和“知天”作为人的合理且积极的作为的组成因素。两者又指向井内涵于“制天命而用之”的过程中。     

“天人合一”还是“天人和谐”？

于丹教授《<论语>心得》的第一部分“天地人之道”对“天、地、人”有这么几段论述:“《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     

论老子“道”的母性崇拜特质

“道”在老子那里,区分为“天之道”与“人之道”,老子将二者并重。从逻辑上说,他的“人之道”从属于“天之道”,只有“天之道”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但从历史上说,他实际是基于“人之道”、围绕“人之道”去探究、阐释“天之道”的。在这一点上,与我国人文传统完全一致。老子的“天之道”的根本特质即表现为母性生殖崇拜的性质。而他的“人之道”的根本特质,则表现为母性人格崇拜的性质。1从老子“天之道”的四大取象看其母性生殖崇拜特质。第一,“道”取象于古时的道路。老子谓“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即在指…     

从“小宇宙”到“大数之谜”——现代人天观雏议

人天观,哲学上称“天人之辨”,古人则概括为“天人学”,是研究“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古希腊人提出人是“小宇宙”的学说,说人是“宇宙的缩影”,或者说人是同“大宇宙”(自然界)极其相似的“小宇宙”。古中国则有“天人学”,亦称自然界为“大宇宙”,那“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之人体即为“小宇宙”或“小天地”,并以“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儒学与中医学中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儒学也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石,这两种学说中的“天人合一”既有内在关联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儒学和中医学皆从整体的角度,把天、地、人纳入一个大系统作全面考察。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物,他的生化运动与天地宇宙密切相联,天、地、人共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天、地、人的生化运动皆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儒学与中医学中,“天人合一”具有不同的理论取向。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是以“人道”合“天道”。所谓“天道”有自然之天道、鬼神之天道和仁德之天道三意。自然之天道如“四时行     

道与人--《老子》札记

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文本,《老子》包含着多重哲学观念。本文从道与名、有与无、无为与为、本然之“在”、天与人、美与善等方面,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作了考察,由此具体展示了《老子》关于道及人之“在”的沉思以及这种沉思的所见与所蔽。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试论“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三个层次

先秦时期由孟子最早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经由历代哲人对中华民族在刚健宽厚的进取精神和格物致知的实践意志的推动下所进行的天人相互作用的历史总结,终于克服了其初期的朴素性和笼统性,达到了丰富的、精致的高级形态。天人关系的解决,是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基础。先秦哲人把“上帝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不但认为自然之天对人的活动有一定影响,更加重视人的活动对自然之天的作用,主张人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决定自己的命运,由此便有了“知命”、“立命”、“非命”和“制命”之说。但是,天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天人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天能制人又不能处处制人,人定胜天又不能步步胜天,这其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是由唐代哲人加以全面、合理地解     

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对“依生之美”审美范式的体现

在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两种审美理想中,人作为主体,都明显地只是作为客体———天或神的派生和对象,主体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只能表现为对作为客体的天、神的顺从与趋同。可以说,中西古代的美只是大自然、天、神之美。这完全符合“依生之美”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依生之美”的审美范式。     

论老子书的“食母”与“教父”

老子書在第二十章里提出“食母”,在第四十二章里提出“教父”,“食母”指道說,“教父”指不道說,它是反复在談道与不道的道理。一无为是道,有为是不道。天与人的关系,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是儒、道两家思想体系的分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以有为为基础,来說明天人合一的关系,是儒家思想重点之所在。天道无为,人道为无为,以无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庄子“天人合一”思想初探

天人关系是庄子哲学中的核心论题之一。庄子之天具有多重含义,既有自然之天的含义,也有本然、自然无为之义,还有必然性之义。庄子认为,人与万物本体都是自成一体、浑然不可分的;但是人在物化和纷争中丧失了本性,使心为形所役,被物化了;人们应当体认天道,最终超越现实,实现“逍遥游”,达到“天人合一”。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黄宗羲的“上帝”观——兼论其对天主教的态度

黄宗羲继承了儒家传统中“天”的现念,“天”是一个非人格的至善至高之存在,不可以人事事天,任何人格或神格的“天”都是对“天”的降格。而“上帝”则是接近人格或鬼神之存在．已经丧失了至高无上性。所以,黄宗羲不会接受西方“天主”或“上帝”之本质．直斥之为谬言邪说。     

《天论》之“本”确指“农业生产”

董平同志一反前人成说,断言荀子《天论》篇“强本而节用”一句中的“本”非指“农业生产”,“只能理解为国家富强的根本”(见《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这种理解令人难以赞同。荀子的原文如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移,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信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荀子·天论》)这段话语意明显,并不费解。首先,“强本”与“节用”对举,表明“本”是与“用”(消费)相对的生产。荀子的意思是,只要增加生产和节制消费,天(自然界)就不能使人陷     

华夏“和”文化与民族美学

<正>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最终形成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色,形成了包含一系列做人说教在内的“人教”文化,“礼教”便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华夏“和”文化即是由“礼教”派生的一种子文化、这种“和”文化表现为一个多维的行为文化系统。 首先,古人为了给人间之和找到一个本体论依据,便把“和”设想为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这便构成了“天地之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春秋繁茂·循天之道》曰:“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干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其次,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人间之和”体现为“天人之和”与“人人之和”两大形态。“天人之和”是人们在处理与天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天与人是     

郭店儒简“性”、“情”说探微

孔子把人之真性真情作为“仁”的基础 ,郭店儒简的“性”、“情”说是“接着”孔子讲 ,其内容包括以“天”为根源的“性”、“情”观 ,以“性”、“情”为基础的人 (仁 )德观和以“习”、“道”为机制的“性”、“情”涵养观 ,最终将人之“心”、“性”、“情”定位于价值的论域 ,而接近于孟子。从思想特征看 ,它是上承孔子仁学义理的早期“弘道派”与接受仁学义理熏陶的治《诗》派、礼乐派思想的初步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