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学价值观的生成

经世致用与修身养性构成了中国文学独特价值观的内涵。文学的实用与审美不分可溯源到原始艺术实用价值意识的原型结构。孕育中国文学独特价值现的本体潜因是思维方式。意象性思维方式脱胎于神话思维与易象思维，具有综合混沌具体性、神秘直觉性和情感性。魏晋“言意之辨”的归宿是“隐秀”论，文学的自觉并未敦促思维中的实用成分自律地脱“隐”。汉字具有象形具体性，汉语语法不以因果律为依归，这更使思维方式难以逾越诗性的樊篱。思维方式的唯一性与文学文体的最佳传播性能决定了诗性文体的权威性，思维方式又保护了文学的价值结构的世代遗传。“文道”观与诗化的修身养性观终于历史地生成并延续至文言文解体的“五四”时期。     

作为伪命题的“文学自觉”说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其基本项为脱离政教、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细究之，情感、辞藻、声律等审美特性指向的其实是“杂文学”。其中辞采的部分因素和情感表达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而声律、偶对、夸饰、用事、练字等因素，则以当时各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为基础，追求的是共性，特别是声律的讨论并未与文体细分结合，于是“文体细分”与“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分离力。基本项与后世文学兴盛的关联有限，导致“自觉”的命题缺乏自洽性。“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新出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不够，同时对传统诗教的核心观念也缺乏接续性思考。其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归根结底是一次极富热情的尝试。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戏曲歌词承接与联章诗关系探讨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是新近学术热点之一。它已由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四大类体裁板块 ,即文学文体各自内部分类研究 ,扩展到文学文体与实用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研究 ,进而从文化视角来透视文体形式所积淀的深厚“意味”。我新近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就是中国古代戏曲文体。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文体 ,戏曲内部结构颇复杂 ,欲对其体制、渊源、流变等作整体描述和思考 ,需先从其局部构成因素入手 ,进行个案考察。这里只探讨联章诗或组诗与戏曲歌词承接之间的关系 ,以考察诗歌联章对戏曲歌词承接的影响。王国维有感于“元人之曲” ,…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

报告文学并不存在叙事上的乱伦 ,这种文体对真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的坚守 ,是其根性所在 ,是其“立文”之本 ,其名称中的“文学”二字 ,也并不等于虚构。“文学”本身理应包含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 ,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 ,在报告文学中则不表现为虚构 ,而是除虚构之外 ,通过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其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充分显示出其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而文学魅力的展现 ,主要有赖于其“跨文体性”的文体规范 ,这一特性是指其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表现方式的兼容 ,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独具自身特色的艺术个性。这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的变化、叙述语言的丰富与个性化以及对自身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方面。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韩碑艺术美及其成因探析

韩愈在其碑志文创作中,既立足现实,又秉以通变精神,使之由一种实用性文体变成一种形象丰富生动、情感真挚深切、议论犀利深刻的文学审美艺术。其间鲜明地体现出“文以明道”、“不平则鸣”、“陈言务去”等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导。正是这些创作理论的自觉实践,韩碑才真正实现了“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高度融合,进而达到实用与文学的兼美。     

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地域特色与艺术拓新——2022年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与实践

2022年的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秉持着儿童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创作底色，以塑造中国美好儿童形象为创作旨归。较之上年，黑龙江儿童文学的文体类型更为丰富多元，成长小说取得新拓展，动物文学“走出去”成果卓著，图画书、儿童散文等发展相对薄弱的文体取得新突破，整体面貌呈现文体均衡的发展态势，在主题内容、童书出版等方面彰显“本土化”自觉，“儿童文学的大庆方阵”等文学品牌建设如火如荼，展现了别具特色的龙江风貌。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古代“文章”体系论——兼论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

“文章”即有文体的、独立成篇的作品。古代“文章”体系有总集、论著、目录三种形态。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文”排除“笔”便可建立“纯文学”体系,但这个机会因“文笔之辨”的偃旗息鼓而失去,其时构建的是“文、笔”合一的、以“诗赋”为领头文体,以情灵、文采为追求的“文章”体系,这是一个“泛文学”体系。隋唐以后,“经、子、史”经过“剪截”改造进入“文章”体系,“泛文学”体系进一步扩大,以适应学习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此“泛文学”的“文章”体系,具有审美与实用双重价值,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学”观念的包容性、开放性,其突出“情灵、文采”的特征,展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     

文体模式与心理模式──对“五四”女性散文的一种解读

在中国古代散文写作领域里，极少留下女性的足迹。传统的散文观念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都导致女性对这种文体的疏离。直至本世纪初，这种与女性隔绝了两千多年的文体才随着“五四”思想解放的钟声出现并开始成长起来。“五四”时期女性散文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作家群，“五四”“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使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压制之下的女性文化意识苏醒过来，产生了一批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女性。这批青年知识女性接受了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力求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她们…     

事件与文学的边界

本文以对话方式讨论文学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事件往往影响到文学的书写与接受方式，致使文学的边界产生蔓延；另一方面，人们在“事件”的语境中对于“何谓文学”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事件为切入点审视文学书写、传播和阅读，有利于从不同侧面看待文学现象，把握技术、观念、文化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从而对于文学的生成机制和流变线索有所洞察。     

论汉代寓言诗及与其他文体之关系

寓言诗发轫于先秦,成熟于汉代。汉代寓言诗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艺术表达上与寓言赋、谐隐文以及其他乐府古辞之间构成了互相影响和同源共生关系。这说明,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既是文学诸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共生的结果,也是文体内部对这种影响、共生关系有机选择的结果。研究文体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揭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之间艺术因素的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文学发展史观。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

赋体文学与小说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近五年来,研究者们对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法、“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及题材等方面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探讨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赋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还有欠缺.     

跨文体与文体开放--关于当代文学体裁的思考

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文学体裁模糊化，是当代社会的三大特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出现，文学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文学载体的文学体裁也在变化与发展中。在散文、大散文化的热潮中文学体裁的模糊，跨文体、文体开放的写作随处可见。对这一现象，我们应怎样看待，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体”与情性关系解读

文体思想是古代文论的研究核心。本文基于传统文体思想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从“文体”概念三层面清理了“文体”概念的形式化误读问题,提出“文体”概念非仅涉及文学的艺术形相,实与情性具有两面一体的统合性关系,且在二者关系之中,情性是第一位的,故传统文体思想在肯定“文体”的本体性地位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并因其对“文体”与情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开出了“言少意多”、“意在言外”的审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