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

对汉代汉族服饰色彩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发现：汉代服饰色彩并无什么明显规律可言;汉代服饰色彩的等级性并不明显;汉代女子服色较男子的服色丰富且鲜艳;汉代组绶制度确有实行,且色彩搭配丰富;西汉早期,侍从俑的内衣衣领基本上均为红色,可能包含了为墓主人服丧服的含义。     

近代山东服饰变迁述论

近代山东的服饰变迁,是政治变革、西俗东渐和文明开化的产物。以新潮服饰为先导的多元化服饰结构的形成;服饰上华夷大防的消失;服饰新潮的领导者由个体名人、妓女,转变为具有高层文化素养的学界群体,都反映了山东服饰近代化的进程。然而,服饰变迁又来自中国国情和传统服饰文化“根”的呼唤：实现民主共和的革命与“易服色”成为跨越时代的知音;剪发易服暗示着帝制与共和的抉择,曾被人讪笑的“大脚”适应了男人的审美要求;等级服饰框定的审美是一种雷同型的和谐美,而不是超越型的反差美。步履蹒跚的山东服饰印记着山东人重礼义名节、自尊自信、保守内敛的个性。     

宋代蓝色的崛起

蓝色是传统五正色、五间色之外的原色,由于至汉代才有颜色义,其地位被青色所代替,且与青色一样有多义的表达。宋代蓝通青、通绿,青蓝常被混用,但另有单独的蓝色,且新出现一批表示蓝色的新词语和创新的“内蓝”。宋人分得清蓝色与青色。宋代有两样以蓝命名的服饰知名度较高：蓝袍,一指新科进士的服装,另指低级官员品服,其虽非官方词语,但在史家记叙朝廷事务时也有使用;萌发于晚唐、流行于宋朝的蓝绶,无中生有,表示入仕和等级较低的官员。鬼神的形象多蓝肤、蓝衣。宋代呈现的蓝色意识崛起迹象,意味着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色彩的丰富,人们对色彩辨识度增强,从青色中分辨出蓝色单独命名使用。11世纪,是世界范围的蓝色崛起时代。     

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是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定论。实际上 ,“不问阀阅”并不等于“不问门第”。在以特权和等级为基核的宋代社会 ,崇尚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缔结婚姻关系时恪守的原则。此外 ,与宋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 ,“以才择婿”也成为世家大族择偶的重要标准     

略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社会生活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外在现象和内在规律的专门史。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的内容: 一、饮食。如主食、蔬食种类,食具状况,饮食方法(时间和次数)以及饮食的共性和等级性。 二、服饰。如常服、礼服、军服、官服、囚服的状况,制作服饰的材料,服饰形制演变及其规律。     

试论晚清之际衣冠之制的弱化——以清末服饰文化革新为中心的探讨

晚清之际,伴随着革新自强的风潮,舆论界兴起“易服色”的呼声。随着新政的施行,服饰革新率先在军、学界推行,社会风尚亦随之转变。晚清服饰革新的背后,是作为传统礼俗文化之一的衣冠之制的逐渐弱化。     

宋代服饰形态嬗变的文化生成考

宋代服饰在审美取向上拭去了隋唐以来繁缛的细节,更多地趋向一种质朴、自然的风范.以晋祠圣母殿彩塑的服饰和发式为切入点,考察宋代服饰的演变与风格变化,借以探讨宋代服饰的完整面貌.尽管宋代女性的发式和饰物更多地延续了唐代的风格,但衣着却朝着质朴自然的方向回归.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观念有较大影响,从中可以探询导致宋代服饰形态产生变迁的深刻原因.     

试述宋代的社会风气

试述宋代的社会风气□吴旭霞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这种特殊阶段，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与以前大不一样，特别是从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两宋时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发展对两宋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     

宋代宗女婚姻论略

对于宗女婚姻 ,包括择夫、“六礼”、奁具及行舅姑之礼各个方面 ,宋代朝廷按照亲疏等级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在婚姻论财风气影响下 ,宋代宗女择婿兼顾门第与财产。宋代宗女婚姻不仅保持着宗室婚姻固有的政治性强的特点 ,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某些特殊时期 ,宗女婚姻甚至出现失控现象     

明代无赖阶层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

<正> 近现代意义上的流氓,在宋代称“捣子”,而在明代则称“光棍”,有时又称“喇唬”、“无籍之徒”或“无籍波皮”。笼统地说,则可称“无赖”。明代的无赖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极为活跃,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建设性不足,而破坏性有余。1.明人黄凤翔曾就无赖冒充缙绅打扮,以期与缙绅为伍的实情作过如下深刻的揭露:“又有无赖子,家绝诗书世泽,目不识丁,日与椎埋屠沽为伍,而俨然妆首者,一如(扌晋)绅冠帽之制,恣情(足俞)僭,慢无忌惮。”(《救时名实论》),《明文海》卷88)其实,明代的无赖何尝只是僭用缙绅服饰,而是实际参与政治。明英宗以后所实行的捐纳制度,为无赖参与政治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明人骆问礼一语     

屈原《涉江》四则别解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王逸《楚辞章句》云：“奇,异也．或日：奇服,好服也．”又云：“言已少好奇伟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朱熹《楚辞集注》云：“奇服,奇伟之服,以喻高洁之行．”陈本礼《屈辞精义》则云：“奇服,先王之法服,喻志行之不群．”诸家对“奇服”说法不一．愚以为“奇服”当指“长服”．这种服饰本是战国时代楚地流行的服装,为楚民族的特色,绝非屈原个人的爱好．理由有二,简述如下：第一、从考古发掘所得可以印证．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尽管画面内容带有神话色彩,但人物的服饰是以当时楚人…     

“金钱至上”观念探源

近年来,“钱”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诸如:“官倒”、“私倒”行为猖獗,假冒商品充斥市场,拐骗妇女儿童、卖淫、诈骗、盗窃等等,无不与金钱有关。当人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急需抢救时,以钱作为抢救条件者也不乏其例。可见,“金钱至上”的观念对社会风气的腐蚀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诚然,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在经济生活中树立价值观念是必要的,但必须把价值观念和“金钱至上”观念区分开来。建筑在     

论中国古代小说服色描写的角色功能及修辞意蕴

在传统“五色”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的服色描写带有鲜明的角色意识。古代小说的各种服色描写不仅能够暗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而且还能体现人物身份的变化;同时,人物的服色描写还相应地随着人物的角色转换而变化。而且,各种服色描写大都蕴含着意味深长的修辞性,那些僭越社会定制的服色描写均服务于表现人物的特殊意愿及个性的需要。总之,在中国古代小说家笔下,服色往往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个被赋予了特定“角色”功能和修辞意蕴的语义码。     

必须在文化领域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

怎样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化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西方的制度、文化观念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援外以入中”。激进派则开“全盘西化”的先河。他们把中国文化一律判为惰性罪而全盘否定,说什么中国“若于毅然自立于亚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一部大型的断代经济史——读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著名历史学家,河北大学教授漆侠先生撰写的《宋代经济史》一书,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九十余万字,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宋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而分析宋代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思想的大型断代经济史著作。 在人们的心目中,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国势衰微的皇朝,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近年来对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已普遍认为:宋代是继唐代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     

禅宗与芗林居士及其词

(一)向子(1085-1152),字伯恭,自号芗林居士。类似同一时期的朱敦儒。向子喜禅首先也应是宋代“无座不谈禅”的禅悦社会风气使然;其次,恐怕更受到其舅父的直接影响,《五灯会元》载:东山吉禅师,因李朝请与甥芗林居士向公子谒之,遂问:“家贼恼人时如何?”师曰:“谁是家贼?”     

宋代就粮军简析

<正> 宋代有就粮军。它始于宋初,而在仁宗之世广泛发展并有所变化,逐步形成为一种地方军制。这一制度与宋代制军的总特点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虽然有所论及,但都语焉不详。本文对此问题试作初探,不当之处,还请指正。(一)就粮军的本义及其出现时间“就”者,趋也,归也。就粮军就是到粮食多的地方取得给养的军队。这是就粮军的本义。历史上的流民一般是向年丰粮多之地流动,这也可叫“就粮”。王安石诗《河北民》说:“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军事上的就粮出现得很早。《后汉书·邓禹传》载;“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安史之乱时期,唐军相州大会战失败。对此,大诗人杜甫写道:“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然而,这些军队的就粮活动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并出现一种特殊军队——就粮军,是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像一股急流不断地冲刷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堤坝,虽还不能冲垮堤坝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但无疑已给宋代社会带来了新的因素,促使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迅速向前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乡村新兴的小市场“镇”、“市”的蓬勃兴起。对此,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就已接连发表文章加以论述。1982年10月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戴静华和李春棠两同志又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论述了宋代乡村小市场镇、市的各方面问题,对于深入探讨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很有裨益。本文就宋代“镇”的几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     

宋代行政法中的“例”、“法”关系——以封赠制度为例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两宋时期日趋完备.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法规条文被应用于政治实践,随之衍生的“例”与“法”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某些时候,二者呈现出互补的态势,形成良性互动,对更多问题提供更完备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二者又会爆发冲突,“例”的过度使用会危及“法”的效力,“法”也会产生相应的拒斥反应.通过考察宋代封赠制度中“法”与“例”的冲突与互补,可以进而透视宋代行政法领域中的“法”、“例”关系,以往基于二元对立观点对“例”的单方面批评,忽视了“例”对于“法”的补充、辅助作用,有失客观.     

利益格局紊乱与国民精神危机

改革十年,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并没有陶醉在业已取得的成就中,相反,一种普遍的忧患意识正在滋长。其聚焦点一在物价,二在社会风气。两相比较,社会风气问题更令人不安。正如老科学家钱学森所大声疾呼的:“世风日下之误国甚于物价上涨。物价纳入正轨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而端正世风一代难成。”① 社会风气反映了国民精神状态的好坏。对于当前的国民精神状态,人们已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与概括。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一部分人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和对人的极度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