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的理论证成与实践探讨

作为环境法学的一个基石范畴,环境权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法律人理论范式能够证成环境权的合理性,法律人的理论逻辑可以表述为:现实世界的人—法律人格—法律人—法律权利。依此理论逻辑,法律上的"生态人"最终还是要落脚于权利的实现,"生态人"的权利在环境法上所指便是环境权。环境伦理能够恰当地论证环境权的正当性和丰富内涵。尽管我国环境权立法存在诸多不足,环境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实践价值。环境权强调对人类的生存关怀,作为一种立法理念和权利类型环境权可以促进立法完善,是立法演进的力量。     

借鉴外国环境权立法，在我国法律中确立和完善公民的环境权

探讨借鉴外国法律特别是环境基本法,在我国法律特别是环境基本法中确立和完善公民的环境权,对于保护公民的环境权,推行环境法治,很有必要。以资今后有关环境立法参考。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生成路径

公民环境权的生成对于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环境权的提出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其生成的法理基础,而立法上确认环境权则使得环境权由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     

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界定及地位

环境权是伴随环境问题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重要法律权利,我国民法典应确认和保障自然人环境权。自然人环境权是指自然人对清洁、良好、舒适生态环境的享有权。民法典应以自然人为环境权的立法主体、应以物和行为为环境权客体、应以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和观赏权等生态性权利为环境权的主要内容。环境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主要体现为:环境权是具有私权属性的新型独立人权;环境权是独立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新型民事权利;环境权是我国应对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生态性民事权利。民法典确立环境权有利于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权利意识,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民事权利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反思环境权入宪

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通过立法进入宪法是应然的法律逻辑结果。我国现行的环境立法和环境权入宪的价值目标尚存在着模糊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权的基础理论和制度体系难以达成共识,单向性的环境权入宪之于中国实践具有不可调适性,这使得我们需要反思现阶段主张环境权入宪主张。环境权入宪是历史趋势,当下最需要做的是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做好充分的理论和制度准备。     

宪法位阶的环境法：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及其启示

近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权入宪成为各国立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股潮流。在非洲,已有26国对环境权进行了宪法化的规定,是环境权入宪的主力军,其中以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最为完备。南非宪法第24条赋予每人皆有无害于健康与幸福的环境权利,规定了国家通过合理立法和其它措施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不论是条文内涵还是法律规则,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均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可以为我国环境权入宪提供有效的立法借鉴。     

论环境权及其立法问题

本文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环境权产生的经济前提和原因;同时指出环境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环境管理模式,重新构建了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我国现行环境立法过分强调了环境监督管理机关的权力,忽视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导致了污染防止乏力和公民权利救济不能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环境权的立法应从三个方面完善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环境权;二是完善环保民事诉讼制度;三是完善环保行政诉讼制度.     

西部大开发与环境权探析

本文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需求出发,分析了环境权立法、环境权主体、环境权特性等问题,提出在我国环境法体系中应明确设置环境权,并体现具有民族特点的环境权内容和精神。     

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

随着我国环境危机程度的加深,如何保护环境权也成为学术和理论界热点关注的话题。在2013年召开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将环境权写入宪法,这既有利于填补当前出现的环境权救济的理论空白,也符合宪法发展的国际趋势。本文主要阐明了环境权入宪的法理基础与必要性,阐明国外环境权入宪的立法实践,立足于我国环境权保障现状,为环境权入宪提出合理构想。     

环境权理论之反思与方法论重构

我国的环境权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广义环境权论、公民环境权论、狭义环境权论。现有环境权理论在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方面均存在较大争议。环境权主体方面,环境本身、人类整体、国家和单位是否可以成为环境权主体争议较大;环境权内容方面,环境权是经济性权利还是生态性权利,是实体性权利还是程序性权利,尚未达成共识。环境权研究欲取得突破,需要方法论的重构,即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结合、环境多重价值的认知、体系化方法的引入。     

中国环境权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

环境权是随着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和环境法治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历经40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权理论研究取得了极大进步。学者们主要就环境权是否存在、环境权的学理分类、环境权的构成要素、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环境权的立法省思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既往的研究仍存在意涵模糊、研究方法单一、域外理论与实践研究失衡等不足。后续的环境权研究应当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着重从环境权子权利的类型化、环境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与协调、国内外环境权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衔接、基于司法逻辑的环境权确认路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深化。     

目的性价值的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的研究曾经是环境法学的入门级研究课题,然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争动摇了环境权的正当性基础,环境伦理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泛化造成的环境权主体之争让环境权研究一度陷入僵局。诉诸于工具性价值的“义务本位”的“司法中心”研究范式为环境权“环境公权私法救济”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大力实施使“司法中心”的环境权范式研究完成了历史使命。环境权的公权主位、私权补充的法律属性本质呼唤目的性价值的“权利本位”的“立法中心”环境权研究范式的回归。“立法中心”的环境权研究范式是以加强立法为根本出发点,从实体性环境私权、程序性环境公权的完善两个维度来进行的环境权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环境行政权与公民环境权的分立与协同

环境行政权与公民环境权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权利,它们产生的背景以及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环境行政权在环境保护中占主导地位;公民环境权介入到国家环境管理的过程中,成为一项补充性权利,以弥补环境行政权的不足。二者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我国目前建立环境公益政府和公众参与的双轨保护制度对于完善环境立法和改善环境管理,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环境权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我国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概念的提出是在 2 0世纪 60年代初 ,环境权一经提出即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随之 ,大多数国家在其法律 (甚至是宪法 )中确立了环境权制度。环境权在我国只是近几年才提及的。关于环境权是否应在我国法律上确立 ,包括环境权性质、定位、内容等均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试图从我国现有环境法立法状况 ,国外关于环境权立法层面入手 ,来探讨在我国应确立环境权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对我国民族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是非环境权

早期的环境权理论研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准理念,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储备,进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融入集环境的权利与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为一体的权利构成。环境权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从传统法理学的体系及范畴中提出自然权利的法律化以及环境道德法定化,进而在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属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反逆特性,在理论界呈现出较强的"是非"之态。改变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混沌"之态,必须加强环境权理论的实践认知。环境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不在于对传统法理学的变革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修正,它的确立应当与传统物权和环境公力救济请求权共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形成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良性互动,实现整体环境和资源范围内法律权利的有效均衡,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国环境权之探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作为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提出"环境权"这一概念以来,几十年过去了,理论上的混乱、立法上的迟缓和司法实践中的被排斥,与学者们当初提出"环境权"时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对现有的环境权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环境权处于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走出困境的设想。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客观上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和有效实施,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正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现行法律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前提下,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构想。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环境权法律保护

加强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重大。我国目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在保护农民环境权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应该从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开展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增强农村环保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等方面入手,加强农民环境权法律保护,更好地维护农民环境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略论民族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民族成为民族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环境法体系和民族立法体系中应该明确设置具有民族特点的环境权内容。     

论我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与实施路径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体系的基石性权利，探讨环境权入典问题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权利需求的重要使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应在检视已有环境权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权利束的分析框架，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囊括多种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权利集合。阐明环境元权利束下，环境权实体性、程序性及救济性规定的相关内容，明确环境权入典具备的价值意蕴与现实基础。我国环境权入典实施路径，应采用“先集中后分散”的入典模式，同时与环境法典“总则—分编”的编纂体例相结合，采用“一元多层”的入典路径，在总则编中明确一般性环境权，将环境权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以及救济性规定有机融贯于环境法典的四大分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