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比较初探

本文将孔子的诗论“兴观群怨”说与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卡塔西斯”作用相比较,阐述两者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的异同:他们都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兴观群怨说”以“诗言志”为逻辑起点,将美学与道德说教相结合;后者以模仿说为基础,兼具论理学与心理学的作用且更多地肯定文艺的审美价值。我们应结合两者之长,使优秀的文艺与美学理论更好地为现代文化生活服务。     

"卡塔西斯"与"兴观群怨"--亚里斯多德与孔子艺术作用观之比较

中西美学对文艺社会作用的观点有着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的见解,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亚里斯多德的“卡塔西斯”说便代表着中西方在文艺的社会作用观上的这种差异。     

论“卡塔西斯”的发生

“卡塔西斯”一词出现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功用的论述中。中国翻译界历来有不同的译法,文学评论界也有相异的解释;但相同之处是他们都看到了悲剧(文学)对人心灵产生的微妙影响。该文试图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探寻卡塔西斯的发生,亦即卡塔西斯是否能够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等相关的具体问题。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     

再论"卡塔西斯"

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分为"净化说"、"宣泄说"两大类.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但他的净化说却包含有宣泄的意思;罗念生先生把"卡塔西斯"译为"陶冶",主张具有东方诗教色彩的"陶冶说".而笔者认为,艺术中的"卡塔西斯"作用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情感现象,它涉及美感的心理机制,也包含着对美学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和启示.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悲剧“卡塔西斯”

将＂卡塔西斯＂说置于《诗学》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中,以政治哲学为论域,可以凸显悲剧对个体的净化、提升、认识真理的作用,以及悲剧对城邦、社会的政治哲学作用,并由此提出一种阐释,即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作用是对雅典城邦政治中个体与群体紧张关系的一种弥合与超越。     

卡塔西斯的美学底蕴

从悲剧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卡塔西斯,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然而悲剧和卡塔西斯也是属于美的,因此,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卡塔西斯的底蕴,也是必要的.个体在自身的有限性中,以美成就了自身的永恒,从而弥合了有限和无限的分裂所带来的苦痛.作为这种弥合的极致--悲剧,正是以有限性的毁灭,来将有限个体自身提升到永恒,而观众通过怜悯进入悲剧的卡塔西斯的美,也只能如是说.     

悲剧“卡塔西斯”对冲突的弥合与超越作用

将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置于《诗学》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中,可以凸显悲剧对个体与群体的独特功能,并由此阐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具有对雅典城邦政治中个体与群体冲突的弥合与超越作用。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孔子在和他的学生谈话时,涉及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这个命题,因其文字简括,旨意遥深,所以从古而今见解纷纭。不少学者从字面上来解释“兴观群怨”,朱熹说,“兴即感发意志”,“观为考见得失”。汉人孔安国认为,“怨”即所谓“怨剌上     

苗族诗歌中的兴观群怨

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用跨文化的独特视角,借用中国古代诗论中的＂兴观群怨＂说去观照苗族诗歌。通过较为详尽的分类举证分析,证明了苗族各类诗歌同样具有＂兴观群怨＂的所有表达方式与全部功能。这对于包括苗族诗歌在内的苗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探索与进取,同时也以苗族诗歌研究的实证,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汉语诗论的理论体系。     

“卡塔西斯”的别一种解读

"卡塔西斯"(catharsis)含义,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疏忽而引起后学者诸多解释."净化说"由于其建构的前提不具有普遍性而没能无懈可击地说清"卡塔西斯"的作用."陶冶说"由于其以"中庸"平衡为基础,而中庸、平衡并非获得美感的唯一途径,所以"陶冶说"也并非尽善尽美."宣泄说",是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解释"卡塔西斯",人的情感需要宣泄,但悲剧绝不是最好的宣泄方式,所以,"宣泄说"也不尽如人意.而笔者认为,"卡塔西斯"在终极意义上只是一种快感,一定的审美距离是"卡塔西斯"的产生的必要条件;一定的理性意识、人类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是"卡塔西斯"产生的主体心理条件.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毕摩特依·毕摩·毕——基于卡塔西斯谱系的辨识

毕摩特依是毕摩沿袭“残缺”传统的“书写”作品,具有诗性的特质,其所指是通过“毕”这个“说唱艺术”的能指实现的。因此,毕摩特依、毕摩、毕三者只有共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模仿或叙事方式的“说唱”场域,各异的毕摩、毕摩特依、毕的组合凭借各自的结构力量占据空间、决定运作逻辑。“卡塔西斯”（Catharsis）,作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叙事功能,依之可以理解与解释毕摩特依、毕摩、毕共在中聚焦于伦理、心理、宗教等视域的“净化”“陶冶”“疏泄”——即“卡塔西斯”的场和力。     

“阴阳”说与“四因”说之比较

"阴阳"是中国哲学中极其重要的一对范畴,"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阴阳"说和"四因"说两大思想虽产生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不同,却存有意味深长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两者在内涵及内在逻辑上具有互通性,在对世界谋求整体的把握和形而上层次的认识上具有一致性。     

“卡塔西斯”与“中庸之道”

“卡塔西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一个关于悲剧效果的著名理论。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Katharsis)一词,原来是宗教术语和医学术语,意思是“渲泄”或“净洗”。那么,在《诗学》中卡塔西斯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解释。不少人都参照它的原义,把它理解成“净化”或“渲泄”。在这些流行的解释之外,罗念先先生别具慧眼,他认为“卡塔西斯”应译解为“陶冶”,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