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三苏”皆是艺术家

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在中国文化史上已为世人推崇,他们是琴棋书画皆通的艺术家。     

“三苏”家训研究——以诗文为中心

[提要]中国人重视家训,因为家训是体现一个家庭或者家族信仰的符号,是家的精神根基,是根植于内心的行为准则,家训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家庭的稳定甚至国家的兴衰。宋代四川眉山苏氏家族因其清正廉洁的家风和经世致用的家训培育出了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三苏”家训的内容、内涵和特色加以研究,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挖掘出“三苏”家训产生的条件,以期为中国的童蒙教育改革、为社会风气的引领、为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承找到可资借鉴的途径。     

论苏洵的“人情”观及苏、王关系

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此前的研究,多从版本和史实考订的角度切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难说得以圆满解决.本文试以考察苏洵的人情观为重点,观照决定苏、王关系的深刻思想分歧,有些疑难似更容易理解.     

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消解“百姓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对立——王艮儒学民间化蕲向之新探讨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致力于儒学民间化。儒学民间化是消解儒学生存危机、推进儒学发展的新路数。问题是,王艮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发展儒学的路向?它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是什么?它的实践理念与实践途径又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王艮所倡导的儒学民间化蕲向的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简论宋代“三苏”的论说性散文

＂唐宋八大家＂的＂三苏＂作品中,论说性散文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论说性散文主要包括史论和时论两个方面。＂三苏＂作品的论题和题材有不少共同点,史论多借历史大事件,论朝代的存亡兴废或人物的是非优劣;时论多联系当时现实,论时政的利弊得失和当代人物的臧否褒贬。这些散文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道生法”的法哲学内涵

道与法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二者在战国中期的黄老学那里结合起来,出现了以道论法的思潮,集中表现为"道生法"命题的提出。在"道生法"命题中,道为法的本体,是法产生、存在的依据;法是道的显现,必须在道的原则下运行,法目的是使人与万物归于道,道和法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作为执道者的圣王是道与法的中介,是现实的立法者,必须受到道和法的约束。     

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

三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就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态言.三苏的崛起恰逢被称为盛治的仁宗朝,仁宗的开阔胸襟和求贤若渴为三苏的出道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在仁宗周围又有一批优秀杰出的贤臣名公主持朝中政务.他们忠信正直,为三苏的崛起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三苏幸遇一批爱才、惜才、有话语权的各级贤臣伯乐,他们慧眼识珠,不遗余力地发现、荐举、扶持、保护三苏,使僻远西蜀的三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便捷的方式名动京师;三苏在欧阳修推行的古文革新中生逢其时,成为欧公摧枯拉朽的力量中坚;而三苏备厉有为、锐意创新的禀赋素养,则在这一政治文化生态中得到了最佳的滋养升华.     

论陪审制度的合宜性--"人情之治"的角度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对"法治"内涵的解读,指出"法治"的缺陷,认为法治是"人情之治"与"理性之治"的结合,认为应充分发掘陪审制度的情感基础,依托中国传统之法律文化,从而得出陪审制度合宜性的结论.     

孙子的“人情之理”与企业家的“情绪管理”

本文将丹尼尔·高曼的"情绪管理"(或"情绪商数")理论引进了<孙子兵法>的研究.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在<孙子兵法>中蕴含有丰富的"情绪管理"的文化管理资源.现代企业家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孙子兵法>中的"人情之理"加以继承与转换,提出了各种"情绪管理"之道,使之成为"华人管理本土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论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实践

文道观是决定创作境界、引领学风建设的关键。欧阳修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不为空言的文道观,引导了宋代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推动了"古文运动"健康发展。这既与北宋前期文学环境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又与个人文化资本与"斯文自任"使命意识紧密相连。欧阳修多以"回信"方式表达见解,"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的主张,得到士人群体广泛认同。欧阳修正本清源,复兴儒道古风,积极承担社会道义和现实使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文化实践中,欧阳修突破"文各有体"藩篱,破体为文,"以文体为四六",创造了风神独具的"宋四六",化解了骈散之争;又通过知贡举黜落僻涩险怪的太学体,使古文传统重获新生。欧阳修文道观理论与文化创新策略,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性弘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论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的发展流变

<金瓶梅>出现之后,中国的人情小说在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直接受<金瓶梅>影响而产生的一批"淫书",另一个方向是作为<金瓶梅>及其末流的反动而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而<红楼梦>则是在批判二者的基础上述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从主题、人物设置与描写到结构,<红楼梦>是经过才子佳人小说冲刷过的<金瓶梅>.而且兴起于勾栏瓦舍中的小说从此才与空灵妙悟的高雅诗文传统合流.     

有感于毛泽东的“人情观”

近日,仔细翻阅《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对毛泽东那种严以自律,不循私情,“公交以公交论,私交以私交论”的做法,感到由衷地景仰和钦佩!这里试选两例。例一:建国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研究馆,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     

论人性人情与文学的审美特质

文学之所以具有迷人的魅力,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通过对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描绘,揭示了人性的深度,抒写了强烈浓郁的人情味。     

重人情而轻神魔：论“西游”子弟书的叙事倾向

“西游”子弟书是清代重述、再现“西游故事”之说唱文本系统的重要成员,尽管它在总体构造方式上以百回本小说为蓝本,但在清初俗文学审美风尚,故事题材类型演化趋势,以及子弟书本身艺术成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作者往往对原著中神魔斗法的内容进行删削、弱化,反而着力表现、生发人情的内容,使其呈现出与同时代其他西游唱本迥异的叙事倾向：重人情而轻神魔.     

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内涵演变

“义理”和“人情”这两个词语最早源于中国,但当它们融入日本社会后,虽然基本特征仍有相似之处,但具体内涵发生新变,并呈现出历史阶段性。在日本,“义理·人情”原主要为武士间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情感要素与规范要素未分化的道德规范,江户时期成为身份社会通用的注重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明治维新后“义理”逐渐演变成臣民对天皇的效忠,“义理”抹杀“人情”。现代社会“义理·人情”主要表现为个人对所属集团的忠诚之心、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纽带。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内涵的转变无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准确地阐释和理解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能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增添新的视角和素材。     

道是“有情”却“无情”——农村“人情”扭曲透视

本文通过吉林农村“人情”支出的具体调查分析,透视了农村“人情风”扭曲的原因及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