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俗语”到“国语”——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及其流变

清末民初关于“白话”的称谓经历了由“俗语”、“白话”到“京话”、“官话”,再到“国语”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近代报章白话的语言观念及其流变轨迹,背后潜隐的是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努力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白、雅俗界限的良苦用心,以及大力提升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功能的显著用意.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影响乃至决定着近代白话书写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自此拉开序幕.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二十年代自由诗诗体流别略论

1916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白话新诗,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中国诗歌革新运动的前奏曲。这场诗歌革新真正演为一种“运动”并逐渐形成高潮,是经由“五四”的风涛推动之后。“五四”的影响,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国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这无疑为白话诗的流传准备了读者的基础。与此同时,白话的报刊纷纷成立,登载新诗的日见其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白话诗的作者自然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国人思想的解放和觉悟,对于包括白话新诗在内的“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地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白话新诗因此而得到了“自由发展”。加之实际的需要,更把白话新诗作了抒情、记事、写景、论理的工具,借白话新诗表达对于新时代的新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凡此种种,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新青年》杂志与“白话”理论诞生

透过《新青年》杂志追寻“白话”理论诞生、发展的历史印迹,可以发现初期“白话”理论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口语化倾向。白话话语系统在语用层面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现代特征。它在词汇方面容纳了部分文言词汇又吸收了某些现代口语,在语法结构上借鉴了古代白话文学、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长,为达成白话体系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契合奠定了基础。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与文化策略──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是思想启蒙,文化策略是白话文体。“启蒙”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功利性。“白话”既是一种文学方法,也是一种文学理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科学”和“民主”,在“启蒙”和“白话”中得到了有力体现。文学革命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逻辑发展,服务子以“救亡图存”相号召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文艺社会学在２０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主流形态,由此而得以确立。     

“运动”的另一种轨迹

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式,现代白话小说不存在天然的定义,而是经由不断地辩驳与实践,在“运动”中成型为以现代语言反映现代人情感意志的体式。《一日》以严正的书面白话回应迹近 “游戏”的打油诗,“显然是一篇记事而不是小说”;而《狂人日记》对“人情”的反复捕捉,来自于真实并充满深度的生命体验。《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展现了白话与文言互相搏斗的痕迹,体现了现代白话小说艰难诞生的过程。对比可见,只有“向内”地探索形式与思想的统一,才能真正释放隐藏在社会历史深处的“人”与“情”,从而打开现代白话小说内蕴的无限可能。     

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在大陆经历了从以文言为正统到以白话为正宗的质的、根本性的转变。在确立了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的前提下,大陆文学的语言观念基本上经历了从“先锋”到“通俗”,由“通俗”再到“先锋”,最后“先锋”与“通俗”并立互补的发展轨迹。在台湾,在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兴起之后,台湾文学的语言观念还经历了从“日语”向“汉语”的转型,“先锋”与“乡土”二元共存、互渗兼容的发展道路。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

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傅德岷—“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     

明清白话小说注释献疑

由于校注者缺乏对明清白话词汇的了解，明清白话小说在注释方面存在某些失误之处，就其中的“春”“体面”“楚”等六条词语，提出商榷意见。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以《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呈现。江户时期,形式完备、内容丰富的明清白话小说大量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坛带来一抹新气象。他们通过“翻案”明清白话小说,创造出崭新的小说形式——“读本”。“读本小说”的诞生促进了日本近世小说创作的进步和繁荣。本文以曲亭马琴的《南总里间八犬传》为例,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对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为认识中国古代小说对日本江户时期小说发展的影响提供依据。     

语言变革与五四散文的“个性”表达

文学语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散文“个性”的表达。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语言变革带来的不是“可以”表达个性,而是表达了文言所无法表达的“个性”内涵。文言表达的“个性”是指与正统相对立的那些价值观念,其话语方式还是文言的。与此不同,五四的白话语言首先是一种自我的言说方式,它为个体的任何形式、内容的表达敞开了空间。通过白话及其言说方式,现代散文表达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性”内涵。从语言变革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现代散文中个性内涵的表达问题。     

汲取和再造——汪曾祺《<聊斋>新义》启示录

一、“白话斋聊”的新品种文言小说《聊斋志异》问世以来,灿然风行了三百余年,中经本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扫荡文言,以白话取代的历史嬗变,也未能减少现代读者对它的眷顾。这适足以证明其艺术魅力之永恒,但也无庸讳言,七十年来,它能流布不衰,广为传诵,实得力于多种较之蒲氏本文通俗得多的传播媒介。层出不穷的“白话聊斋”,便是其中的一种。有人曾做过抽样调查:在众多的《聊斋》读者中,十有六、七是阅读“白话聊斋”,的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曾接触过《聊斋》本文。     

古代白话小说"把/将"字句语体适应性

拟采用归纳、分析以及对比法重点探讨古代白话小说阶段,“把/将”字句出现的一些比较独特的用法、功能;并探讨了“把”字句与“将”字句之间在语体功能方面的分工,从而得出了随着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的不断发展成熟,作为新兴的口语句式“把/将”字句在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功能的分化也越来越清晰,并产生出了一些只在这一阶段所特有的用法,但是随着汉语的发展以及语法的不断规范,“把/将”字句的某些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再出现,使用范围也有所减缩的结论。     

也说“剔秃栾”

198 9年第 9期《读书》载有李冰涛先生《治古汉语易而治古白话难》一文 ,探讨《胡适的日记》一书中为胡适所不解的一句散曲“剔秃栾一轮天外月”,原文是这样的 :古汉语比古白话好懂 ,何以见得 ?因为古汉语尚有历代的注疏帮助理解 ,而古白话 ,随着时间的流转 ,意义便不得而知了。即如白话运动的大师胡适之先生 ,也有不可明了之处。如《胡适的日记》第 5 3页 ,有一句散曲 :“剔秃栾一轮天外月。”胡适在“剔秃栾”后注了个“此字不明”。其实 ,徐州方言里就有这个词 ,是很圆很圆的意思。现在的徐州人形容很圆的东西还常用这个词。“剔秃”或“…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吴承恩“杂记”不是小说与游记——评鲁迅、沈承庆先生关于吴承恩“杂记”的论述

鲁迅先生为使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 ,便不顾事实将其“杂记”认定为白话小说 ;沈承庆先生要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作者 ,则将其“杂记”认定为游记。二人都有失偏颇 ,而吴承恩的“杂记”实是志怪传奇 ,与白话小说和游记无关     

冯梦龙是俗文学家吗?

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是古代通俗白话短篇小说的杰作 ,但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入俗文学的范围 ,归入文化小传统。相反 ,“三言”较多地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 ,与处于自发状态的说话艺术和宋元话本小说有较大差别。它们在思想内涵、文学形式、审美趣味上都发生了变化。“三言”是白话短篇小说雅化的标志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