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幽暗：虹影小说中重庆形象的文学性建构——以《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为例

在《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中,虹影主要是从叙述历史、空间叙事与女性叙事的角度展开对重庆形象的文学性建构。首先,虹影在历史维度上主要书写了重庆南岸饥饿的大饥荒年代与苦难的文革年代;其次,虹影将写作视阈限定在重庆南岸,并率先奠定一种“幽暗”的叙述氛围;最后,虹影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塑造出了一批在绝望中挣扎、逃离幽暗的女性形象。虹影基于其“主观经验感受的生活”,构造出一种独特的贫民窟城市形象和独特的贫穷市民形象,这使得虹影在重庆文学史上刻画出一种独特而个性化的重庆形象——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城市贫民如何直面“幽暗”,追逐“光亮”。     

殊异的女性诗学--虹影《饥饿的女儿》的一种解读?

虹影从作品风格到阅读受众上难以归入当代文学或女性写作的杰出序列之中：其文本异质性在“猎奇的西方”博得暧昧的青睐,并在“健忘的东方”①[1]292罹受意识形态含混的质疑,这种双向性的呈现又使她与当代女性写作中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及其隐含的消费性相区别。具体到叙事文本的界定上看,《饥饿的女儿》提供了一种极度幻象性的方案,一种女性历史的审美策略,并生成一种殊异的女性的“诗学规范”。     

自传、性别与历史：对凌叔华《古韵》的解读

凌叔华于抗战期间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鼓励下开始创作英文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在同样战争的背景下，许多女作家也同样自觉地选择自传写作，表现了她们对于现代性和战争的反思。本文以凌叔华的《古韵》为中心，通过比较郭沫若、萧红等人的自传作品，以自传中的“自我”概念为切入口，试图阐释战争背景下的女作家的自传写作的重要意义。     

重拾生命资源之意义——以《杀夫》《无字》《饥饿的女儿》为例看当代女作家“饥饿”书写

＂饥饿＂,始终是女性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小说《杀夫》《无字》《饥饿的女儿》分别显示了台湾地区、内地和海外华裔女作家对饥饿问题的关注。细读这一主题下的三个文本,女性身体在近现代遭遇的饥饿既揭示了男权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也凸显了女性作为生命母体的重要价值。相比于工业时代对物质生产的崇拜,生命资源的意义应该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家族》的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     

女性通俗小说的跨文化视界融合——以虹影作品为例

中国女性通俗小说如虹影的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中,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作品中包含符合西方读者期待视界的中国元素,并且部分融合了西方文化元素,较好地达到了跨文化的视界融合,为进一步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一定基础。     

乡村家族文化的当代书写——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个案

贾平凹小说《秦腔》描写的乡村家族文化在现实中的遭际。受社会、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制约，家族及家族文化体系从根本上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所以，当下的乡村家族文化处于一种历史性的消解过程中，最终导致了乡村象族文化精神的丧失。     

浅析中国现代家族背景小说中的叛逆者形象——以《财主底儿女们》、《家》和《科尔沁旗草原》为例

有着浓厚民族情感和家国同构意识的中国作家,通过小说叙事自然地将家族兴衰史与国家命运历程紧密相连.在他们创作的中国现代家族背景小说中,通过展示叛逆者形象对封建家长制度和礼教规范强烈不满的情绪和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愿望,启悟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个体生命本真价值和精神家园终极意义进行再思考.     

女性写作中的阶级与历史问题——重读虹影《饥饿的女儿》

性别与阶级议题之间的互相遮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打开女性文学写作及其批评的封闭空间,将性别与阶级、族群等分析范畴结合起来,重新将历史与现实场景带入以潜意识场景为关注点的女性写作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我们在“饥饿与女人”书写的文化政治谱系中重读虹影《饥饿的女儿》可知,虹影在讲述一个女性自我发现与成长的生命故事的同时,也继承了关于“饥饿与女人”的阶级与家国历史书写传统,对“饥饿”的母/女与“江南岸”无常世界的书写,召唤出的不仅是被压抑的女性身体,也是一切被压抑的阶层与群体。在女性的潜意识场景与被压抑者的历史场景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共鸣。     

国外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很少有人涉足家族企业女性成员这一研究领域, 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却呈不断增长之势.从女性成员个人境遇、家族企业经营管理和传承延续的脉络视角,可将国外研究关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1) 女性成员在家族企业的困境是由宏观环境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同时家族企业也给她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2) 女性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更加人性化,其企业绩效受社会资本构成与婚姻状况影响,单纯财务绩效不足以全面衡量女性领导的企业;(3) 女性企业主选择女性后裔作为继承人的几率更高,而女性继承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的阻力主要来自其父母和家族内部.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的处境、经营管理特点以及女性企业主的代际传承问题,应是未来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中国青铜器与古希腊雕塑的比较研究

中国商周青铜器与古希腊雕塑同属于青铜时代的艺术, 同为人类当时艺术的最高峰,它们可以相媲美,但是由于中国与古希腊系两种不同的文化,它们在内在意蕴、功能及艺术创造原则上都存在区别。中国商周青铜器更多地与宗教祭祀、巫术、政治教化相联系, 在创作原则上主要为象征主义, 而古希腊的雕塑则更多地与神话、 审美相联系,在创作原则上主要为写实主义。     

单亲家庭女大学生性别角色探讨——对两位单亲母亲家庭女大学生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以双性化人格为理论依据,从性别角色的角度研究单亲家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研究运用质的研究方法,对两位与单亲母亲共同生活的女大学生进行深入访谈,采用主要概念或主题突出分类的方法进行编码,对父母的性别角色,特别是母亲的性别角色对她们影响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学人海外访回古籍目录总汇

中国学人海外访书的风尚,是中国现代学术创建过程中文献积累和加固本国文化基础的一项重要举措。百余年来,中国学人在异国他乡忍辱负重、锲而不舍,对流失古籍做了大量编目工作,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海峡两岸均有若干种,许多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精品,这些古籍目录在中国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西古史对比研究

古代雅典、斯巴达和中国，是世界古代史中发展方向一致而发展道路迥异的三大典型，充分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由于史观与史法的不同，这种辩证关系，迄无共识，本文先从澄清一个长期被曲解、淹没的科学原理——“两种生产”入手，然后对雅典、斯巴达与中国古史作一简要的比较、剖析，最终概括出决定历史发展道路不同的三个基本要素。     

民国时期的渝港华资联号企业

重庆与香港华资联号企业缘起于抗战时期,以川籍商人往香港拓展者居多。联号经营跨不同性质区域,呈内外双向发展,反映了西南内陆与香港及海外市场的紧密联系,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上市公司中英文年报可读性对比研究

与财务数字信息一样,上市公司年报中语言表述质量也关系到投资者所作的投资决策合理与否,简单易懂、可读性强的语言信息更容易为投资者所理解。文章以我国深交所上市公司B股中英文年报为样本,采用FLESCH指数和汉语阅读难度多变量统计,分别对2001和2005年度公司年报语言信息可读性程度作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与2001年相比,2005年度中英文年报样本信息量都有了很大增加,但通过T检验发现英文样本FLESCH平均数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对汉语阅读难度相关变量的分析后,也发现同样结果。最后初步分析了其所产生的可能原因。     

安东金氏家族的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

虽然朝鲜社会的主流思想认为女性的职责是"中馈织纴","文墨之才非其所宜",但士大夫阶层从家族传承与子女教育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也应该学习《小学》、《内训》、《女诫》等等,这就为女性读书识字开启了门径。而安东金氏家族的男性对女性亲近书册尤为包容,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之下,家族中出现了不少有"女中君子"、"女中大儒"之称的女性。再加上金盛达的倡导,更使家族女性文学达到繁盛,金浩然斋就是其中最出色的女性文人。由一斑窥全豹,从安东金氏家族女性文学的兴盛可以看出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朝鲜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的关系。     

《老子》韵读研究

本文分三大部分：一、依王力古韵三十部，将《老子》各章所有入韵之字表而谱之；二、自用韵之部居、韵在句中之位置、韵在章中之位置、用韵之数量、用韵比配之形式等角度，归纳出《老子》用韵40例；三、古今诸家对《老子》韵读之研究，多有失误所在。究其失误之由，则主要在于对《老子》韵例之特殊性及《老子》以古谐声入韵之特殊性认识不足。特略考数例，以明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