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周亡王九年”新释

"周亡王九年"不应该是携惠王被晋文侯杀后的九年,而应为周幽王亡后的九年。"廿又一年"应属晋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760年)。周幽王亡年(公元前770年)与晋文侯二十一年中间正好相隔整整十年。考虑到文侯迎立平王需要一个过程,时间可能会有一年半载的差异,那么九年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华简《系年》“周亡(无)王九年”浅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所言"周亡(无)王九年",涉及东周初年平王继位与东迁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颇受关注。"周亡王九年",当如整理者所言,指周幽王灭后的九年,即公元前770—前762年。这九年,既是虢公翰及邦君诸正所立携惠王的元年至九年,亦是被申侯、晋侯等所立周平王的元年至九年。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文献所载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一系列史实和在位时间相印证。     

从清华简《系年》看两周之际王权与诸侯霸权之争

采用光沉积-液相化学法调节电子流向，构建了直接Z型TiO₂/Ag/Ag₃PO_{(4 )}(TAAPO)光催化材料.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透射电子显微镜(TEM)、X射线衍射仪(XRD)、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紫外-可见漫反射光谱仪以及光致发光(PL)光谱仪等手段对其进行表征，并对其在可见光照射下催化降解环丙沙星(CIP)的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水体pH为3.0,催化剂分散浓度为0.3 g/L,CIP的初始浓度为15 mg/L时，光催化降解体系能够取得最佳的去除效果.在该组条件下，光照120 min CIP的降解率约为99%,并且在经历4个循环后仍然保持了良好的降解效果.在光催化降解CIP的过程中，主要反应活性物种为超氧自由基(·O₂     

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

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末春秋初年周王朝王位继承的世系、年数,不仅与《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不同,而且也与古本《竹书纪年》也不尽相同.依清华简《系年》所说,周幽王死后“邦君诸正”在虢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携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之后又经过“无王九年”的时期,晋文侯才迎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之后才东迁到成周洛邑.《系年》虽不合《周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但和《左传》甚至与束皙所见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相合,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清华简《系年》与少暤“西迁”之谜

传世文献记载,少暤氏以鸟纪官,在东夷建立了“鸟”的王国;少皡主西方,为金天氏,是白帝之子,元典提供的信息已经无法解释少暤的身份之谜.清华简《系年》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真相.奄(商奄)是少暤的后裔.周初成王“践奄”,将其中一部奄人西迁到甘陕的汧渭之间,西迁的奄人就是赢秦的祖先.秦襄公始为诸侯,郊祀先祖少暤,称之为白帝.从此,少暤由东方民族的始祖神一跃成为西方的主宰神,即由东夷古帝演变成五行帝的西方白帝.     

从清华简《系年》看“武庚之乱”

清华简《系年》简文的出现不但证实了周初大保簋铭文中所见的"录子圣"即为传世文献中的武庚,亦为认识和了解周初的"武庚之乱"提供了更多的历史信息。结合简文和西周金文来看,这场商室贵族发动的叛乱有其内在更为深刻的原因,成王之世的东征不仅仅是平定叛乱,更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正式确立西周在东方的统治地位。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从清华简《金縢》看周公与《鸱鸮》的关系

《鸱鸮》是《诗经.豳风》中的一首诗,其作者历史上都说是周公。近世学者对此表示怀疑,然无确凿证据。近来清华简《金縢》的发现,证明《鸱鸮》实非周公所作,而是他东征归来,以此诗遗献成王,略近赋诗言志。用意在于消除君臣间的误解,表明自己公忠为国的心迹,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异同考论--兼论清华简《蟋蟀》的主题

比较清华简《蟋蟀》与今本《诗经?唐风?蟋蟀》,可以看出两诗颇多相似之处：从语言文字上看,《唐风?蟋蟀》有近2／3的文字、近1／2的语句与简文《蟋蟀》相同或相近,说明两诗之间具有渊源关系;从地理背景上看,两诗分别出现于西周时期的宗周、晋国,都运用西土地区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凸显了西土地区相同语境下乐歌的特色,流露出保家卫国、乐生恶死的思想;从创作时间上看,简文《蟋蟀》产生时间较早,《唐风?蟋蟀》作于西周后期周宣王时期,《唐风?蟋蟀》是在简文《蟋蟀》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但两诗在句式、用韵、人称、起兴和主题等方面也存在较多差异,尤其是在主题上,简文《蟋蟀》凸显的是偃武厌战的思想倾向,流露出闵伤士卒庶民的人文精神,《唐风?蟋蟀》主要表达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思想情感。     

《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有两篇属于《易》类的书,分别以《筮法》和《别卦》为题收入2013年底出版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中。就卦名、次序、写法等内容来看,《筮法》与《别卦》确与《归藏》密切相关。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清华简《尹诰》篇题辨正

清华简编者把一篇简文题为《尹诰》,称它是"《尚书》中的一篇",是真"古文《尚书》"。这个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历来《尚书》各本均无《尹诰》之篇名,清华简题名《尹诰》是误读《礼记》和郑注所致,《尹诰》简文根本不合《尚书》之"诰"体,且简文与历史事实充满着矛盾。有鉴于此,简文应该是战国时人编造的有关伊尹与汤事迹的习作。     

清华简《筮法》尚中观念探赜

尚中思想是中国类型文化的基本要义之一。在清华简《筮法》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理论叙述,但是在具体筮例中并不难见尚中的观念。经过对相关内容的剖析,可以发现在清华简《筮法》中,尚中观念有着四个层次的义蕴,即数之中、卦之中、位之中和体之中。由于清华简《筮法》文本性质的限制,虽未能呈现出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但以具体的形式反映了先秦时期尚中思想在卜筮领域的影响。     

《左传》与《清华简》“申公子仪”“郧公钟仪”事迹辨疑

《左传》与清华简《系年》和《子仪》篇对读显现,楚大夫申公子仪与郧公钟仪二者事迹多有雷同,是《左传》将申公子仪的事迹淆乱到了郧公钟仪身上。并且由于古书在成书及流传过程中与作为其史料的零散篇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左传》在混淆了申公子仪与郧公钟仪事迹的同时或之后,又发生了某些演绎。     

清华简《五纪》思想探微

《五纪》中的理想帝王与黄帝形象是一致的,因此它用很大篇幅来描述黄帝征蚩尤,当是一篇黄帝书。《五纪》中关于“五”的论述受到五行观念的影响且已有尚土的观念,但反映的五行次序既不是相生也不是相胜的次序。《五纪》中虽出现阴阳思想,但阴阳、五行并未合流形成成熟的阴阳五行思想,本篇应早于阴阳家的出现。《五纪》的体系最终落实到“五德”上,而“五德”中又以“忠”最为重要。“忠”包含君德与民德两方面,《五纪》的“忠”偏向君德,要求君主为政公正、大公无私。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述惑

清华简《耆夜》在礼制方面与传世文献多有抵触。认可《耆夜》篇反映的礼制为西周早期礼制,那么现有礼学知识体系将被颠覆,礼学史将要改写。《耆夜》不遵循公卿不为献主原则,违背君主不酬献主规则,似不明确设立献主角色的目的。本国人士称客不称宾,与西汉以下文献用词习惯接近。献主不献酒反而酬酒,违背设立献主的初衷。关于武王、周公作诗的描写与诗乐一体的宗周礼乐制度不符合。武王、周公所作诗句与酬酒仪注矛盾。周公做诗无视武王的存在,有出位之嫌。从礼制角度看,《耆夜》篇疑点颇多,其真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论清华简《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

一般认为,清华简《芮夫良毖》系芮良夫进献天子的规谏之作。其所立论,源于该篇《小序》"厥辟"一语之训释。如果深入研究《诗》《书》中的相关内容,则《芮良夫毖·小序》中的"厥辟"应当指诸侯,而非目前学界多数论者所言之周天子。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关内容的综合研究,可知芮良夫的政治身份为周天子一人之下的执政卿士,《芮良夫毖》为芮良夫诰教诸侯及御事的诗篇。     

也谈《清华简·楚居》与楚族之渊源

《楚居》是出土文献中一篇有关楚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两年多来,学术界已有多位学者撰写文章加以探讨,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即有关楚族起源的问题。笔者读了这两年来发表的有关《楚居》与楚族族源的论文后,颇觉意外,同样根据一篇出土文献,学者们作出的解释却五花八门,大体有淅川说、关中说、湖北说与中原说诸种。这固然因《楚居》中所涉及的古地名可能和今日学者们考释的地名在文字的记录上差别较大外,应当也和学者们在楚族源流及迁徙过程认知的不同有关。笔者通过对《楚居》及相关信史资料对比考辨,认同黄灵庚先生的"楚族起源于中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