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以香港基本法第17条发回权条款不确定性为视角

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法第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的深层规限,其第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起草工作历时四年零八个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一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法律理论上研究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理论的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它的制定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１）《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２）将为解决澳门、台湾问题在法律上提供一个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３）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规定的香港的政治、民主制度对国内的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将永远结束。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由法律加以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4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基本法为依据。香港基本法自1997年7月1…     

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可否不以离婚为前提——兼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5条

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5条首次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作出了规定,是《物权法》第99条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中的具体体现,其对法定事由的列举是对《物权法》第99条中"重大理由"的有权性解释。但和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相比,这条规定不必要地附加了限缩性的时间条件和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兜底条款,应该加以删除。而且,其对法定事由的列举也不全面,应该比照前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加以补充完善。     

香港基本法中国家主权的地位及其启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切实贯彻了邓小平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思想,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指导原则,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核心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既保证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在香港的行使,又保持了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也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起到蓝本作用,而且还会对将来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香港特别行政区以行政为主导的政制探析

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为主导,即行政权在权力架构中具有优势地位.这一政治体制经过反复商讨而最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政治制度一章中得以体现.行政主导的政制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一政制对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具有促进作用.但与其他实施行政主导政制的国家、地区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对于行政主导的权力架构并没有如其他国家、地区那么稳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改讨论中应该得到重视.     

立法保留范围之规范解释——兼论《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修改

立法保留的问题核心是其范围问题。《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存在文义模糊与解释困难。形式上,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是第九条的"但书",但若将立法作为义务确立为立法保留的核心意义,则立法保留在《立法法》上的规范依据就不仅是第九条的"但书",还包括第八条。《立法法》规定立法保留的事项范围,旨在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通过规范解释显示出《立法法》对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作为义务的"谨慎"态度。依宪法有关规定及宪法法理分析,建议未来修改《立法法》时,对"专属立法权"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将第八条中的"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进行修改,明确区分两类立法作为义务,并对第九条的"但书"进行修改。     

香港回归20年来的法治进步、不足和展望——从若干司法判决看香港法治生态发展

回归祖国20年来,香港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国家意识不断增强。表现在:香港特区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全国人大拥有行使主权、香港特区法院无权审查国家行为的宪制规定;承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第158条拥有主动而全面的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颁布了平息"占中"动乱的禁制令,等等。《基本法》实施20年来,存在五个争议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香港个别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国两制"的实施。未来的香港法治,依然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的和平竞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国两制"必将在香港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本法修改的空间、方向与正当性机制

基本法修改具有三层意义上的"空间",即"用尽基本法解释方法"、"基本法修改在制度和程序上的空间是开放的"以及"基本法修改的时机",基本法修改从法理和基本法实践的两个角度来看都具有自身的正当性。基本法修改是一种有限修改,必须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定的对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法律限制",同时,应当关注与"可以试行的方向"相关的重要问题。基本法与基本法附件修改程序的不一致可能引发的基本法解释与基本法修改之间的逻辑矛盾,应当由全国人大特别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对基本法附件的专项修改权,否则就会引发基本法修改实践不可克服的制度悖论。     

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主义的误读

在分析民族自决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与民族自决的关系进行辩证的探讨,明辨民族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的误读,对廓清民族自决概念的混乱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述了民族精神的内涵,分析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国民教育的庄严职责,必须将其贯穿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和社会教育中去,以实现把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任务。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民族自决权

冷战后涌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以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为其理论依据，提出“民族自决权至上论”。这一思潮的泛滥，使世界上许多不明事理的人们难辨是非，使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遭到曲解，进而使一国主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严重威胁国家的稳定与世界的安宁。文章从现实的角度对民族分离主义作出理性分析，从国际法角度对民族自决权进行法理阐释，澄清两者的关系，力图寻找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加强国耻教育,弘扬民族精神

国耻教育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历史上被别的国家和民族侵略、欺侮的耻辱经历对自己的人民所进行的教育。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企图分裂中国或演变中国的国际环境下,对青少年加强国耻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更是刻不容缓。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同时国民政府把组织人民团体作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变更,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控制的方式及国家同人民团体的互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加强社区民族工作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在论述加强社区民族工作对促进和谐民族关系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社区民族工作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指出了加强社区民族工作的对策。     

论立法法中的民族立法与湖北民族立法

立法法 关于民族立法的规定有了新的走向,主要标志是:民族立法的客体有了新的广延性;民族立法的内涵有了新的深度;民族立法有了明显的程序规则;民族立法的透明度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湖北民族立法在我国民族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必然在 立法法 关于民族立法的规定中寻找到新的契机,如要充分用足民族立法权、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要包含民族人文特色、要具有时代的超前性等。为了适应并实现立法法的要求,目前湖北民族立法应重点解决下列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与湖北西部开发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与湖北民族地区优势挖掘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中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问题;湖北民族立法的微观构架问题等。     

切实加强对新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研究

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把握和处理民族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一项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任务。本文就新时期如何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做了重要阐述。     

西北联合大学的民族精神解读

大学与民族精神血脉相连,近代中国大学是民族精神的坚强堡垒。西北联合大学的民族精神,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各环节,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从西北联大的历史文物、校歌的民族情怀和办学实践的精神导向三方面,可以看出西北联大民族精神的特色与现实借鉴意义:大学教育须确立坚定的民族精神导向以指导办学活动;办好大学须增强危机与忧患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深化大学历史研究,有益于传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复兴与民族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是党的十六大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方面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民族复兴仰赖于民族精神的支撑,民族精神只有以民族复兴为指向,才能体现应有的时代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动员具有政治动员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因此,我们必须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