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生命来源观:中国家庭养老内在机制新探讨

"血亲价值论"认为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内在机制是由一种存在于观念和价值层面的报恩意识所驱动的行为模式.从"血亲价值论"的论证思路及结论来看,血缘只是子代对父代生成报恩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儒家文化圈中所奉行的"父母于子女有恩论"的生命来源观则是报恩意识形成的关键.生命来源观是一个族群对个体生命源出何处的一种文化认定,是对父代生育子代这种生命延续状况的文化理解.社会转型时期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将改变传统的生命来源观念,从而影响子代对父代养育之情的认可,进而削弱子代对父代的报恩意识,最终将深度瓦解中国家庭养老的生存机制,使中国家庭养老陷入新的困境.     

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经验证据

过度劳动日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目前学界较多关注过劳行为的短期影响而相对忽略了过度劳动的长期冲击效应。基于新人力资本的能力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代际视角评估父代过度劳动对子代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揭示过度劳动代际的影响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过度劳动对子代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会导致子代非认知能力的恶化。在家庭角色分工下,父亲过度劳动会显著促进子代认知发展,而母亲过度劳动对子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认知层面。相较于男孩,女孩的非认知能力受到父代过度劳动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中父代过度劳动的代际冲击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父代过度劳动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康传导效应作用于子代的新人力资本积累。未来应当更加关注代际视角下过度劳动带来的长期影响,有效促进子代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优化。     

家庭金融资产、人力资本与代际传递

我国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选择以及进一步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不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分不同地区来看,更高的人力资本不仅会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规模,而且提升了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从而提高家庭风险资产的比重。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代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不仅提升了子女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也提高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家庭金融资产则强化了父代人力资本对子女重点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在中西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比重提升了子女入读重点学校的机会,这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教育机会的不同。     

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

代际交换不仅是代与代之间的日常互动,而且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苏南并家婚姻是一种“并而不合”的双系婚姻模式,在此婚姻模式下形成多种互动关系。父代在单系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交换的方式将资源让渡给单系子代,以获得子代家庭的参与权。双系父代家庭之间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竞争与合作,在互动中建构出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在双系父权的权力关系作用下,形成子代夫妻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新型家庭权力关系虽然能够相互制衡产生稳定性,但是代际交换一旦过于频繁,代际关系过于紧密,便会对子代核心家庭关系产生影响。     

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与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基于CHARL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借鉴代际关系理论、福利多元主义思想,构建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对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影响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相关数据,建立OLS和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分析框架.研究主要结论有:基本养老保险"挤入"了亲代向子代的经济支持,加剧了逆向反哺现象;婚姻状态在生活照料方面具有显著的"互馈性";亲代学历具有经济支持"溢出效应";子代学历越高越容易出现"代际精神支持冷漠";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具有"母亲偏好".研究主要启示有:在加快社会养老事业建设的同时应适度提高农村地区养老金待遇,充分发挥婚姻稳定对家庭建设的双向促进作用等.     

养老支持的“家内”与“家际”视角——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

文章从“家内”与“家际”视角分析了城乡家庭养老支持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家庭养老支持存在显著差异。亲代的居住安排、对孙子女的照料、在子女婚姻花费的贡献,以及亲代与子代配偶关系等因素对亲代的养老支持产生了影响。城镇地区多数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形成了“分而不远”的状态,在代际支持上表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农村子女在与父母分开居住后,亲子代问代际交流减少,“家际”方式下的养老支持趋于弱化。     

城市中产家庭的子女品味培养与文化资本再生产

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品味在以往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相关研究中大多被忽略。基于北京和上海两地家庭的半结构访谈对子女养育过程中品味培养的分析发现,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包含"传递"、"重建"、"超越"三种不同的机制:首先,父母和子女间通过品味与惯习发生着文化资本的传递;其次,一些中产父母通过子女培养实践重建起了基于品味的阶层边界;此外,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共存的背景下,部分中产父母寄望于子女超越父代,获取超越文化、地域和技能局限性的文化资本。解释当代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应重视国家、市场、全球化等多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和包括个体家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发展语境。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婚配、婚配消费与代际生活

我国农村婚配消费行为受到男性婚姻挤压的冲击与城市消费文化和传统乡土文化的双重影响,婚配高消费在农村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婚配消费多不是纯消费,更多是财富的重新配置.通过婚配消费,农村完成了财富由父母向子女的转移,父母因子婚配消费致贫或返贫现象累见不鲜,子女却因婚配而获得大量父母的财富馈赠,生活条件改善,甚至提前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进而导致代际关系的失衡.     

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代际交换的性别差异——基于湖北省钟祥市L村一个典型案例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一系列变化,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状况将会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代际交换的视角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个案研究并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从父母与子女间延期交换、即期交换中子女性别的差异,代际交换关系背后父母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的养老困境以及女儿参与养老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城市居民代际间资源交换的模式并检验“父母投资有效地提高了子女为父母提供赡养的机率”的理论假设。根据对河北省保定市“老龄化及代际关系”抽样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作者试图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中国都市家庭养老机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研究资料表明,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进一步的多元分析为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独生子女特征对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的影响——以上海为例

利用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进行的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状况与需求调查数据,在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现状和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的双变量统计基础上,利用二项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独生子女父母的性别、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性别、子女健康和婚姻状况等变量对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老人自身特征外,子女性别、健康和婚姻状况也是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老人的经济状况和子女的生育状况对其无明显影响。     

江苏青年学人

正宋璐宋璐,1979年生,山东青岛人,管理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孙子女代际关系追踪研究"(14CRK003)。中国正面临着"民工潮"和快速老龄化双重人口结构转变的压力。"六普"资料显示,流动人口已达到2.21亿,接近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且其中大多数是青壮年人口。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劳动力外流使原先控制家庭资源的老年父母失去了对外出子女的控制权,家庭资源分配和养老分工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家庭代际互动模式。同时,由于     

祛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

本研究沿韦伯西方理性化过程研究的线索,利用CGSS2003的经验资料,分析了市场转型发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资源转换由"文革"前"间接"转变为"直接"。而在市场转型中,职业地位正成为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途径,同时,与男性相比,女性不仅获得父代资源支持力度较低,获得优势职业也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要求。笔者认为,以上发现意味着,尽管1949年后的体制形态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个人与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联系,但在"文革"中后期父辈力求资源代际流动的努力,不仅实现了对政治领袖个人权威的"祛魅",同时也通过市场转型实现了体制创新。但市场转型中,对于重视家庭或家族男性传承传统伦理的复归,不仅折射出家庭本位伦理与彰显个性的理性化逻辑间的矛盾,也提示人们未来仍存在着将个人与国家关系绝对化的潜在风险。     

代际团结还是代际竞争？——中间代的代际支持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代的代际支持结构及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代坚持代际团结的原则,倾向于同时给予亲代和子代支持。给予亲代和子代的代际支持对中间代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给予亲代的经济支持会提高中间代的生活满意度,而给予成年子代的经济支持会降低中间代的生活满意度。从亲代和子代接受代际经济支持对中间代的生活满意度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意义。     

“家庭出柜”: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这些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父母吸烟、家庭支出结构和代际健康——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

将利他主义的代际效应引入理性成瘾模型中,发现利他主义的养育子女行为与对子女代际健康有负外部性的吸烟行为同时存在的根源在于父母忽视了吸烟的代际影响,从而导致非理性的行为决策。使用CHNS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父母吸烟对子女健康的代际影响,发现父母吸烟会导致子女健康水平下降21.5%—26%。进一步将代际效应细分发现,后天效应可以有效规避,先天效应的危害要大于后天效应,孩子在整个成长阶段都会受到先天效应的影响。接着,从消费的"替代效应"和"偏好效应"角度阐述其内在的行为机制,并进一步估算出吸烟引起代际健康的经济成本。研究扩展了理性成瘾理论,主张从源头禁烟,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缓冲存货理论的实证分析

居民收入、支出不确定性的大小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缺乏耐心”的影响大于对“谨慎动机”的影响,总体效应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负向效应;老人数量与子女数量的作用相反,体现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目标的正向效应。主要原因是子女消费被看成是家庭对未来的投资,与储蓄具有替代作用;而在既定社会保障制度下,老人数量与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因此,老人消费不足与当前“未富先老”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密切关系。进一步的,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在各分位数处均为显著负向效应,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作用大小呈下降趋势;老人数量则在低分位数处不显著,在中、高分位数处为正,并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系数增大。其经济含义是无论家庭富裕程度如何,子女数量和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只有当家庭达到一定富裕程度,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才能产生影响,并随家庭富裕程度的提高,老人数量对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也越来越强。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子女数量则对城、乡家庭财富积累都具有负向效应,且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效果更大;老人数量对城镇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作用,而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     

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

我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内在张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家庭关系趋于核心化,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减弱,人口流动,社会福利的发展以及文化价值的变迁等都是朝着不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发展的。我国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代际关系出现了与现代化模式不一致的特征,对当前代际关系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