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科学统一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与未来走向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域中,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处于动态的张力格局之中,马克思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的思想跃迁,深刻彰显了上述科学统一性.而如何科学处理二者关系,直接影响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走向,也形塑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与具体命运.毛泽东在此问题上,既做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科学协调处置,也犯下了晚年走向理想主义误区的严重错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重设了共产主义理想性与现实性互动的张力格局,在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性的同时,又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之中加以推进.然而,现阶段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多重交织,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与缺失问题,因而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谱系定位,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必然归宿,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对于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在各种复杂条件下应对考验的能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止于至善”与郭秉文的教育理想实践

"止于至善",源于儒家经典《大学》,20世纪20年代被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郭秉文倡议作为校徽文字。郭秉文不仅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着力实践"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带领学校实现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理想,而且为探索中国大学之道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东南大学重新更定"止于至善"校训,不仅再次展现了郭秉文校长的深谋远虑和文化眼光,而且对东南大学继承优秀教育文化传统于21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深远意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党建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揭露和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并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和思想理论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重视和发挥领袖权威,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理性对待妥协问题等,这一系列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且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实践意义。新时代党建要注重纪律建设的系统性,筑牢防“左”警右思想防线,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进党内和谐。     

略论“实践的人”在实践唯物主义中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探讨“现实的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的人”在整个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阐明了实践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首先应从“实践的人”出发     

冷战后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观

冷战结束后,法共在反思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法国具体国情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新共产主义＂观。＂新共产主义＂观的形成,标志着法共在探索法国共产主义道路问题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哲学”观视角解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分别是他们“政治-哲学”观的终极理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与差异,本身不是对立起来的概念,他们两人试图在终极理想上实现政治与哲学之间张力的消解.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哲学家成为王,王必须是哲学家;马克思在共产主义中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关系的消解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的历史的统一.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含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共产主义在他那里并不构成一个终极的价值因素,而经过多重改造生成出来的共产主义却是马克思的终极价值理想.     

理想的建立与破灭——“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比较

中日长篇小说《红楼梦》和《源氏物语》堪称世界古代文学双璧。曹雪芹和紫式部两位作家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建构了一个理想世界——“大观园”与“六条院”,随着对现实社会的理性观照,他们的理想又走向了破灭。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儒家“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之比较

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提出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虽然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在本质、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都是基于完善人性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空间所做的设计和构想，它们所包含的境界都是人类和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了其理想模式在原则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天下为公”、“按需分配”；都向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生存状态；都坚持理性主义，主张理想世界此岸性。所以，通过对儒家“大同”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融合点，从而为我们现代社会协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共产主义理论的哲学沉思——基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共产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和价值理想的统一。从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划界理论入手,以"真理事态"和"非确切事态"的逻辑边际为界,坚定共产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回归为共产主义理论奋斗的初心。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它的纲领性原则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都是"可说"的,并且一定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共产主义何时能够实现、它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又会怎么样,则是"不可说"的。"不可说"的未来要求今天的人们保持沉默,但要呼吁我们的子孙后代,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给予"补写"。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考察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所体现出的人类自由作为理性维度,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论中所体现出的自我意识的个体能动性和自由意志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深刻洞见,也表达了马克思试图通过哲学实践来改变现实世界,彰显了马克思从理想的政治向度走向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     

儒家社会主义:现实性抑或乌托邦?——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超越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儒家社会主义"有其内在积极价值,其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理念根基,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但"儒家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其理论根基也缺乏对人民主体性的正视,自身也缺乏科学的实践发展路径,这决定了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基本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依法治国方略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了对"儒家社会主义"的超越。     

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论老舍小说《阳光》中“新女性”形象的当代意义——兼与《月牙儿》比较

《阳光》是老舍小说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部作品。《阳光》的诞生标志着老舍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已由写作《月牙儿》时注重的社会批判而转向批判女性自身。对“新女性”的形象塑造体现了老舍对女性问题思考已经深入和成熟。《阳光》和《月牙儿》一起,互补地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戕害。通过对“我们”的群像展示、对“新”外衣的质疑以及对黑暗男性世界的描摹,老舍试图说明经济因素对女性解放产生的负面影响。“新女性”形象对当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警鉴作用。     

“人性”研究二题论析——兼向王海明先生请教

所谓"人性",一般指有别于动物的人的基本特性。它是研究人学问题和人文现象的理论起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是他处在一定的现实关系中,经由社会、文化的造就才使人成为人的,为此确立了一种科学的人性观。因而"人性"不是人的自然本性(生物属性),更不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此外,在探讨何谓"人性"问题上,要避免将"人性观"与"伦理观"混为一谈。这是因为"人性观"根本上是要说明一个"是"(人是什么)的问题,故而对其的评价应采取事实的、科学的态度;而"伦理观"根本上是要说明"应当"(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故而对其的评价应持守理想的、价值的尺度。     

《人物志》“清”范畴意义论析

“清”范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这一理论范畴的流变过程中,我国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人物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物志》中的“清”主要有三种含义：指阴阳之气或五行之气交合时的一种理想状态;指人的道德,用以形容人高尚的道德;指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     

“生态战时共产主义”：马尔姆气候政治批判理论的革命方案

瑞典左翼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从新冠病毒与气候的内在勾连入手,揭露了全球变暖趋势下发达资本主义围绕资本积累循环加速,是何以使新冠病毒等病原体成为一种紧急情况,并利用灾难辩证法模型生成了“慢性紧急状态”下气候资本主义的灾难衍生机制。为应对慢性紧急状态和气候危机,在与环境决定论、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过程中,马尔姆从列宁那里获得了灵感,并提供了一套涉及指导原则、可能路径、历史经验、目标对象为一体的“生态战时共产主义”方案。该方案虽为人类可能遭遇的重大气候灾难提供了前置性的生存探索,但仍旧摆脱不了这是一种激进外壳下藏着懦弱与妥协的气候政治乌托邦想象,因而理想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     

从“对象化活动”到“实践”概念

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概念,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实践概念的认识却并不科学,并不完整。马克思早期使用了对象化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以实践概念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的,因此,有必要比较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点,揭示马克思从对象化活动走向实践概念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且科学把握唯物史观的本质。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论语》“其N”结构中“其”的语义推衍

《论语》“其N”结构中的“其”大体上都起指代作用，也有的进一步虚化。“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对象都是可以推定的。首先，“其”起指代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域。作用域则随“其N”在句中的位置及其与谓词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其次，在确定作用域后，“其”的具体指代遵循五大原则：同层原则，整体原则，就近原则，直指原则，同类原则。在作用域与五大原则的制约下，“其N”结构中的每一个“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都具有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