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论文被《新华文摘》列为封面文章

<正>本刊2016年第6期发表的王达敏研究员《毛泽东与桐城派》,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4期"文艺评论"栏目转载(第96~98页),并列为本期封面文章。王达敏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安徽大学学报》"桐城派研究"专栏特邀主持人。他在文中指出: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他通过研读桐城诸家之作和具有桐城派气息     

选本编纂与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

桐城派文章选本系列的编纂与传播,是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的主要依凭.桐城三祖选本初步建立了由归有光上绍唐宋八家,溯源两汉、先秦以至六经的文章统系.棢城后学选本根据创作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了古典文系的取范重点,并将桐城派大家置入文统序列之中,重点发展了棡城文系.虽然桐城文统是桐城派号召后学迭相祖述的依仗所在,但也应看到桐城派借助选本建构文统时也带有强烈的宗派意识,难免产生门户之私和排他性的局限.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 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

本文认为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其根据：一、戴名世首先竖起了“振兴古文”的大旗；二、戴名世的古文创作成就杰出．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为桐城文派的创立奠定了雏型；三、方苞的古文成就与戴名世的栽培分不开；四、戴名世奠定了桐城文派以程、朱理学为道统．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统；五、桐城派文论与戴名世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本文最后对戴名世的桐城派鼻祖地位被抹煞的原因作了分析。     

吴孟复: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

桐城派学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继续前行,有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有的坚守传统文化本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他们与其他新生力量一起,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新的灵魂。1949年之后,桐城派进入终局阶段。江淮学者吴孟复以其不凡的实绩成为终结桐城派之局的代表人物。他以丰赡的诗文创作和文献学成果为桐城派增光添彩;以深刻的诠释唐宋八家和桐城派的著述把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以坚韧果决守望着桐城派的壁垒。就此而论,并世的海内外桐城派创作者和研究者均难与其并驾偶驰。在当代学术从荒芜走向复苏的关键时刻,在桐城派经过数百年起伏跌宕而走向终局的时候,正是他以艰辛卓绝的奋斗,为桐城派赢得了最后的尊严和光荣。     

近十年来近代桐城派研究综述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近代桐城派是它的终端,在对前期桐城派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桐城派在近代以来备受争议,对它作片面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应该的.文章从近代桐城派作家、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近代桐城古文理论与地位等方面对1990年以来学界对近代桐城派的研究作一梳理.     

经学同文学的分野与冲突--以唐宋与清代古文运动为例

本文以唐宋古文运动与清代桐城派的发展为切入点,描述了唐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由混沌一体而渐至分离的历史过程,以及在经学君临时代,古文一派为维护文章之学的独立地位与艺术品格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桐城派“义法”说发微

清代的桐城派是对中国古代的散文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学流派。方、刘、姚“桐城三祖”,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其中方苞的“义法”说,则是桐城派美学思想的起点。 桐城派在美学理论上超过前代古文家的地方,就在于对散文艺术美所作的理论探讨和贡献。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和深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櫆继方苞之后,深入到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     

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

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先驱者戴名世、方苞等关注时文对古文空间的挤压,主张复三代秦汉经史类"古文",对诗词、四六等"艺"都比较轻视、冷漠。创始者姚鼐在乾嘉汉学兴盛与骈文复兴的背景下,关注骈文,虽然对六朝藻丽俳语颇有微词,但对骈文文体本身并不轻视,对好友的骈文成就加以肯定。桐城后学,包括姚门弟子和曾国藩等,理解并接受骈文,他们不仅在骈散对举的话语体系中探究骈文的功能、特征、风格等,有的还喜爱骈文,创作骈文。整体上,桐城派主张文章以"道"、"理"、"气"而不是以骈体之"辞"来定高卑优劣。桐城派对骈文态度的演变,为现代文章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     

吕璜与粤西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大师梅曾亮曾说 :“文章其萃于岭西乎 ?”对粤西桐城派古文作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广西为桐城派发展史中之重镇 ,吕璜是粤西桐城古文第一人 ,是他最先将桐城派古文传入广西 ,本文以吕璜的文学活动为线索 ,略述粤西桐城派古文的兴起发展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

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至唐代贞元,元和以后,遂生出古文一派。清代乾、嘉年间,昭然揭出古文派旗帜的是桐城派。 桐城派自方苞揭橥义法,刘大櫆标谤神气,迄至姚鼎学问三事、阳刚阴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诸说的提出,其论文矩矱,大体具备。同时,方、刘,姚又以言简有序,清淡雅洁的散文创作名一噪一时,赢得“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的赞誉,桐城派之名,遂在文人学者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桐城派新城作家群生平及著述考略

新城作家群是赣籍桐城派的主力军,然尚无相关研究.以师承、私淑关系为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方志、史书、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赣籍桐城派作家的诗文集等相关文献,确定桐城派新城作家群共有35位成员,并试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较为详细的考述,以期推动桐城派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

在桐城派研究中,有关姚椿的研究始终较为沉寂。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以文体为次,承祧整合《湖海文传》与《古文辞类篹》之体例。选文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求"辞章之美"。此选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义法具有重要价值。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吴汝纶古文风格观新探

在古文风格论方面,吴汝纶于桐城派与湘乡派之间各有承祧,既接续桐城派醇厚雅洁的传统风格,又发扬了湘乡派雄奇闳肆的新文风,并以其特殊学力在批评与创作上对桐城与湘乡文风进行了兼通与纠偏,试图合两家之长,进而达到醇而能肆的理想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