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与中国儒家伦理德性主张的异同

伦理德性问题一直是中西方几千年来一直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德性范畴也是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始终给予关注和研究的。在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最早就在伦理德性上提出过自己的主张,之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对伦理德性提出过自己的观点。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更是对德性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德性作为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时至今日仍然有重大的研究意义,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和比较古希腊与儒家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在有关伦理德性上的主张,以期从中得出一些积极的启示,更好地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追寻美德——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归与反思

纵观西方伦理历史,德性伦理经历了由盛而衰到复兴这一过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伦理、近代契约伦理后,逐渐衰落,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到了现代,它又重新被许多伦理学家认识,成为继元伦理、规范伦理后最引人注意的理论,其中对德性伦理贡献最大的当属麦金太尔。综观西方德性伦理的历史,结合社会现代性特征,我们能够合理地推论德性伦理将走向一条辩证复归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有着实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道德支离破碎,德性伦理将与其它伦理形态共建一个动态、多元的道德体系。     

论中西方科学的差异

科学与哲学、宗教、道德、艺术一样,也是一种文化过程,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科学（如中医学）由于是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信仰信念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形态不同的科学,因此它们之间在文化特征上呈现出巨大差异。中西方科学之间的差异表明,我们要想在（西方）科学上作出重大创新,首先就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培育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     

从制度伦理视阈审视德性伦理之意义——兼论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之含义

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的论题反映了在制度化趋势空前加强的现代社会,制度伦理研究已成为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在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德性伦理自身的优势,德性伦理在地位上高于制度伦理,但由于制度伦理的基础性,制度伦理在程序上又要先于德性伦理.在处理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础上,需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完全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     

浅论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

通过对中、西方建筑文化体系下形成的原始空间认识、建筑空间的组织方式、单体建筑形象、建筑与广场空间关系等特点的分析,探讨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性引起的.     

德性对于规范的滋养 ——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对于彰显生命崇高价值的意义

在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形而上学终结和理想信念日渐式微的现实,人类自觉意识不能不重视守护道德崇高底线的生命伦理思维。而以自然人性预设和理性主体自觉为前提的西方现代伦理思维,在对于人的生命伦理的意义诠释和行为引领上,尽管有崇尚个性独立和人格自由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主客分离、价值至上、个人本位等弊端。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尤其是儒家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泛伦理思维,从关注人的性命出发,坚持泛爱物的广义生命伦理思维,不仅弘扬人的德性生命,而且珍爱人乃至于万物灵灵的自然情欲生命。主张把伦理思维从主体际性推广到人与一切他者的领域。这不仅能够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而且有利于建构合理的生命伦理思想体系。     

儒家与宗教——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中国儒家为先秦诸家学派之一。自西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自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中国始有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将儒家或儒家学说译为"儒教",以为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但入华耶稣会士及古典哲学家却发现它是无神主义,而在关于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的宗教仪式等方面,他们仍断定儒家不具宗教性质。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则从泛宗教观念肯定儒家为中国国教。西方学者的认识存在某些困惑和误解,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与精深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性质的深入探讨。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再议儒家宽恕思想 ——兼论中西宽恕的差别

宽恕是社会伦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中西宽恕思想比较中,可以发现两者在行为预设、道德的处理机制、结果及其目标指向等五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的根源是历史语言的发展演变.总的来说,儒家所讲的宽恕是以仁为基础,其特点不是着眼于爱己或者社会关系的功能性修复,而是积极地实现内在道德和外在行动的统一.     

“三分伦理”下的“德性观”分析——兼论建构“公共道德空间”的可能性

立足“伦理三分”并在辩证分析康德“德性论”的基础上，超越康德“两个世界”论的局限和麦金泰尔观点的西方想象，以“公共道德空间”的开拓为目标，以“实践与三个世界”的形成为旨归并在建构“新德性论”的过程中人类完全有可能推进自身的道德建设。     

分·名·伦·和:先秦儒家治世伦理的逻辑谱系——兼评陈继红著《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建基于《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一书,从先伦理学路径出发阐释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逻辑谱系,其基本要义在于:"分名伦和"作为先秦儒家治世伦理文化设计,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形成了儒家理论形态的知识理性。具体来说,"分"是生活世界的本体界定,治世之道的逻辑起点;"名"是价值世界的实践诉求,治世之理的德性归依;"伦"关注现实世界的普遍生活,治世之政的身份定位;"和"构成了理想世界的绝对精神,承载治世之道的知识传承。     

“敬鬼神而远之”——兼论儒家对鬼神问题的解决策略

＂敬鬼神而远之＂代表传统儒家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倾向。文章对＂敬鬼神而远之＂何以可能的追问建立在儒家自身思想视域之上,并非与西方宗教概念中人神关系比照后产生质疑之回答。文章立足于《论语》文本呈现的鬼神意义,以此为根据讨论何以敬、何以远,以及既敬又远的鬼神关系何以成立。通过剖析,我们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对鬼神＂敬＂与＂远＂之间张力的处理,构成了儒家对鬼神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     

儒家“和”伦理对博弈论的补足——以现代竞争社会为视角

作为一种分析现实社会关系工具的博弈论,在进入伦理学视阈时必然要面对人性假设等问题的严格追问.博弈论如果想要寻求改良之途,可以考虑借助儒家“和”伦理.儒家“和”伦理通过宇宙伦理图示的描述路径将“生生”确立为根本意向,在此种“生生”意向下,儒家“和”伦理可以为博弈论突破其功利主义掣肘提供参考,使其获得补足性改良之途.儒家“和”伦理对博弈论的补足性改良主要表现为:对人性进行更为真实和丰满的考虑,达成非功利合作和非情境合作,产生优越于集体意识的共生意识.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中西方“食礼”文化

＂食礼＂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西＂食礼＂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与丰富的内容,但中西方食礼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性征,探究中西食礼背后的文化原因与思想因素,对于全球化时代下的人们更清晰地认知中西文化的根性,从保护人类文明的角度守护精神家园有着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     

德性如何“成于乐”——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自西周礼乐之治开始,即出现了旨在培养个体德性（政治德行）的乐教。“乐”与“礼”之规范性相辅相成,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谓“礼、乐,德之则也”。随着诸子学说在春秋末年的兴起,德性的内涵从政治德行范畴深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格,但乐教形式的自觉性价值亟待建构。孔子于礼乐制度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自觉性价值：将由“乐”引起的情感视为个体作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以西周传统乐教的形式内容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对象,并设置了理想人格作为德性实现的现实形态,建立了一条凸显个体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路径,谓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是这一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孔子“乐”论被孔门后学与荀子所继承,德性修养变为以人性、人情为基础的讨论。而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强调“乐”的规范性价值,与孔子强调“乐”的自觉性价值互为补充,使“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     

论先秦儒家“乐”思想及其对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

先秦儒家不仅将乐视作能够承载伦理实质的艺术形态,甚至将其视作伦理观念本身。他们严格遵循和的导向,恪守礼的标准,赋予乐以道,意图通过礼乐教化达到规范社会与个人的目的。他们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启示在于:文艺理论的构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优秀作品的创作要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文艺创作不能脱离具体时代与群众实践。     

对德性伦理的重新反思——论森舸澜《论语》阐释中的“无为”思想

西方学者森舸澜在翻译《论语》时,充分考虑到了普通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对照原文进行逐字翻译,并采用厚重的翻译方法,即在译文中为读者提供大量注释方便读者理解背景信息,语言表达尽量采取符合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的表达方式,使《论语》能够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所理解。他认为无为是贯穿于先秦的主要思想,也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一方面,他在政治层面接受了传统儒学研究的无为思想——不费力而为却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森舸澜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阐释体系,他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为与认知科学和德性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论语》中这种不费力行动是将德行、规范等内化后产生的,因此是较少受理性认知控制的行为,这正是一种德性伦理的理想模式;并将之视为对抗西方伦理学界的义务论、功利主义的有利武器。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