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脱到内醒:唐中后期文人的狂禅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薮。文章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禅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当这种超脱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则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视角,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乱世中的超脱——浅析庄子的生存心态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到处是杀戮和祸患,人的生命朝不保夕。如何在乱世中保全一己之弱小生命,怎样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成为庄子思索的焦点。庄子认为只有齐一生死、无己丧我才能从利害中超脱出来,得到自由和快乐。这种内在超脱之法结合外来佛教的退守共同影响着中国文人的心态,一直发展到禅宗。内在超脱之法成为后世文人尤其是不得志文人精神解脱的理论支柱。     

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     

超脱与回归下的人生遨游——庄子自由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影响

庄子思想追求精神超脱、生命自由.它审视现实社会,探索宇宙根源,其超脱思想开了中国个性解放先河,促成文人个性化和文学作品的丰富性,使中国文人不断反省并超越自我;其"观于天地、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到古代诗歌、绘画及书法各方面,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呈现一种特有的自然之美.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洛阳闲适文人群形成的原因

唐大和初至会昌年间,在东都洛阳形成一个以白居易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交游频繁,诗酒狂放,追步中隐,在生活情趣与创作方面,都表现出闲适的特点。论文试从当时官僚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职官、园林、洛阳地域个性几方面,分析这一文坛现象之所以在洛阳出现,主要是时代、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人文始祖的建构——以太昊伏羲氏为例

在太昊伏羲氏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太昊伏羲氏是神"的预设,但对于"太昊伏羲氏如何成神"缺少必要的关注。在太昊伏羲氏成神的过程中,文人记述、王朝祭祀、民众信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人记述是前提条件,通过历史化和神圣化两种倾向,文人记述为太昊伏羲氏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和成为民众信仰对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朝祭祀是关键环节,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等祭祀活动,王朝祭祀促成了文人记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为民众信仰提供了符合礼制的崇拜对象。民众信仰是决定因素,通过整合文人记述、王朝祭祀、风物习俗等人文资源,民众信仰赋予太昊伏羲氏各种神职,成功把太昊伏羲氏推上神坛,并作为民俗事象传承下来。     

尉迟恭记忆形象的建构

尉迟恭是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也是民众信仰的民间神灵,还是文人塑造的艺术典型。正史、民间、文人话语中的尉迟恭记忆形象在不断发生变化,其初始形象虽不能被完全保留,但始终以尉迟恭的"忠勇、仁义"为叙事核心。尉迟恭从历史人物转变为民间传说中的重要神灵和文人笔下的典型英雄人物,其中既有国家话语权力下的政治动因,也是民众、文人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     

后村诗词之多元矛盾性阐释

南宋著名文人刘克庄的诗词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矛盾性。一是儒学正统的高尚气节与世俗化,清高又不能免俗、有意放旷又常常自拘;二是宋诗尾音与集大成者的矛盾,是效仿"江西诗派"和"四灵"?还是兼容并蓄,融合超越?三是褒贬广议的后村词,既有"辛派词人"之豪迈,又有儒学教化之世俗,欲丽还朴、欲豪还平、欲歌太平还思超脱。后村诗词的矛盾性体现了南宋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化特征。     

试论蝉意象的文化内涵

作为特定环境中的独特个体 ,蝉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用于表现悲秋主题。在蝉意象的不同层面上 ,折射出中国传统文人种种复杂的高洁心态、畏祸心态、超脱心态等 ,并外化为各异的人格构成。在蝉意象的价值取向上 ,形成了由感性情感层面到理性道德层面再到非理性超脱层面的价值建构。     

论中国文学中竹意象的演变

秦汉之前文学中的竹意象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竹被纳入了文人审美的范畴,这一时期的文人或写竹之概貌,或赞竹之耐寒与坚贞,或于竹中寄托风流放达、隐逸、思乡之情,竹意象由此形成。唐宋文人或对竹细致刻画,或颂扬竹之虚心、孤标,或将个人经历、情感、志向、信仰等投射于竹,竹意象实现了其人格化与个性化的进程,中国文学中的竹意象成熟了。     

在完美与分裂之间的挣扎——析《红字》主人公丁梅斯代尔的悲剧

《红字》中的主人公丁梅斯代尔是宗教观念与自然人性冲突的悲剧典型,其悲剧焦点是追求完美却难逃分裂：他坚守信仰的完美,却不可能回到无罪的原初;他追求人格的完美,却要为掩盖罪行而伪饰;他渴求爱情的完美,却必须违心地逃避爱人。他在剧烈的挣扎中灵魂被撕裂,以走向死亡来实现永恒的超脱。     

略论杜甫之狂

杜甫是守儒持重的文人 ,但亦有极为狂放的一面 ,只是他的“狂”和李白有着很大的差异。李杜二人“狂”的共同之处在于狂得真挚 ,共有着“清狂”与“痴狂” ,而李白的狂态中少有杜甫那种蕴含着巨大痛苦的“迷狂”     

浅论中国文学中的渔父形象

频繁出现的渔父意象,是中国文学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古代文人笔下的渔父纷繁复杂,既有超脱旷达、恬淡自适、乐山爱水的隐逸者,又有怀才不遇、苦等时机、期待一飞冲天的垂钓者,还有坚守人格信念、追求至情至性的侠义者.林林总总的渔父意象,寄寓着无数文人的梦想,勾勒出古代文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试论《水浒传》中的文人信仰模式--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结缘说起

文章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六次结缘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揭示文人佛教视野中的《水浒传》,如何在儒家忠义思想与佛教解脱理念之间求取微妙的美学平衡,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信仰模式的独特理解与精妙构建。     

魏晋阮氏家族文化传统与文人心态

阮氏家族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但因生逢魏晋乱世以及道家思想的影响 ,皆由儒而玄 ,或玄儒双修 ,由此而形成了一些共同而复杂的心态特征 ,即 :既明哲保身 ,谨慎处世 ,又越礼狂放 ,纵情肆志 ,追求弃绝文明返归自然的真的境界。这些心态特征作为对伪善礼教的反抗 ,对个体自我的肯定 ,有着深沉的精神内涵 ,是魏晋文人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道教修炼与中国文人理想人生

道教修炼以性命双修、成仙悟道为最高理想,道教既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构筑了一个飘逸出尘、自由自在的神真的彼岸世界,又为其在现实生活的操持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养生理论与方法,不仅在士人中倡导了一种高迈脱俗的理想人格,也倡导了一种神清气朗、健康无疾、自然恬淡的生活情趣,在生理与心理的兼修并炼中构筑起中国古代文人乐游、达观、淡泊、超脱的生命世界。     

科举制度下贬官文学的三种形态

贬官文学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它的产生又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果。贬官文学在形式上分为孤愤型、现实型和超脱型３种主要形态。这是根据反映于文学中的贬官经历对文人造成的直接影响来划分的，然而有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现象     

中国古代文人的弥勒信仰研究

弥勒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弥勒信仰中包含着深厚的"人间净土"情怀。中国弥勒信仰中体现的大度、忍耐、逍遥,将入世与出世完美统一的精神,对于在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弥勒信仰较之其他的佛菩萨信仰———如弥陀净土信仰、观音信仰、文殊信仰等,显得更为复杂,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出现讳言弥勒信仰的状况。从古代文人与弥勒信仰之间的关系角度入手,对弥勒信仰在中国古代的演变轨迹作视角比较独特的考察,可以揭示中国佛教弥勒信仰的某些独特内涵,为当代佛教建设提供宝贵借鉴。     

论朝鲜文人笔下的“黄金台”意象

“黄金台”的典故常常出现在中国文人表达“怀才不遇”与渴望“招贤纳才”的诗句中.由于朝鲜文人对“黄金台”意象的接受,他们在诗歌中谈及人才问题时,对“黄金台”典故的运用与中国是相通的.但是在明亡清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格局的改变,朝鲜士人“思明反清”心态的形成,“黄金台”被适时地赋予了“思明反清”的新内涵,朝鲜文人对“黄金台”典故固有意象的这种“篡改”,体现了他们对明清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