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

二十四年以前,在全国的规模上,曾经有过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那是在建国初期,为了使知识分子能够分辨清楚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推动大家学习唯物主义,改造旧的世界观,而掀起的一场学习运动。在这中间,胡适成了鹄的。当时,我个人也写了文章。事隔二十四年,我对自己的文章颇有感触。今年逢到“五四”六十周年,大家对胡适的谈论又慢慢多了起来。谈论中,无形也形成了一些原则,如说功则功、过则过;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言废人;不能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要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等等。对于这些原则,我个人是衷心赞同的。那么,胡适的功过,我们如何评说?应该肯定的与应该否定的界线怎样划?这中间有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对商纣的重新评价

<正> 商纣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暴君,这是传统史学的基本观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作重新评价,这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便是对这一课题所作的尝试性的解答。一、重新评价的原因与根据我国传统史学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评价始终以宗法道德为标准,这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确乎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同时,更由于传统史学对人物评价的典型化要求,好的就绝对的好,为了美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善行归到他们的身上,尧舜就因此而成为圣君的典型;坏的就绝对的坏,为了丑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恶行归到他们的身上,桀纣就是这样成为著名的暴君的。对于这种违背事实的方法,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弟子子贡就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故君子恶居下流,恐其恶归之也。”(《论语·子张》)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终结 --叔本华的意志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比较

意志与语言游戏分别是叔本华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叔本华通过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建立起一种意志的形而上学,以之取代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则通过语言游戏批判了传统的本质主义语言观,设想出一种基于生活形式的文化,哲学问题将在这种文化中消失.从意志到语言游戏,显示出批判的哲学何以走向哲学的终结.所谓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哲学不复存在,而是哲学的性质和方向发生重大改变.     

学术思想批判与整风运动

学术思想批判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为唯物主义学术思想对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另一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对唯物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从历史土看,这两种学术思想批判系不断的循环与互相交织着,从而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前进和发展。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学术思想与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相互批判,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是均衡的,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然而就总的倾向来说,唯物主义的学术思想传统,总是在和历代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传统的批判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在学术思想中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革命变革。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思想必须要和一切旧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换言之,就是无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要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

对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仅仅从约束政治权力以保护政治自由的角度理解，反而会忽视它对于政制构成问题的其它维度。就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模式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关注，即政治的观念、公民的界定以及诉诸传统的原则。政治意味着一种获得最优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甚至最优生活本身，公民则主要是一种身份和权利，两者共同奠定了混合政制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罗马共和国通过混合本身实现了不同政制原则和价值的包容。在罗马混合政制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和恢复本源的建城之举。     

试论社会主义绝对地租——读《资本论》札记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级差地租这个事实,现在多数人都承认了。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绝对地租这个问题,恐怕现在多数人是作否定的答复的。我个人经过初步探索,是同意和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绝对地租的,现根据学习《资本论》的体会,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社会主义存在绝对地租的根本原因通常有一种误解,似乎只要废除土地私有权就不再存在绝对地租了,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废除一切土地所有权,才能消灭绝对地租。什么叫绝对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而必需支付的地租,就叫绝对地租。不支付绝对地租,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废除。马克思说:“租地农场主不支付地租就能按普通利润来增殖他的资本这一事实,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决不是把土地白白租给租地农场主并如此慈善地给这位营业伙伴以无息信贷的理由。这样一个前提,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取消,土地所有权的废除。而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正好是对投资的一个限制,正好是对资本在土地上任意     

恶的历史作用刍议

一 是否承认恶的历史作用,这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由于他们离开了辩证法,离开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基本立场,在对待善与恶的关系上,总是把二者对立起来,把善看作是绝对的好,恶是绝对的坏;他们只强调善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中国新诗的生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传统所谓的“中外诗歌交流”，除了像胡适、周氏弟兄等人的尝试的热情之外，现代传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它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作为文学之一种，新诗全面参与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也属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部分。而且，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化过程中，诗歌本身就是变化最为剧烈的文学类型，它理应对社会变动带来的刺激作出最为新鲜和强劲的反应。大众传媒的兴起恰恰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为重要和鲜…     

如何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批判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本质,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课题和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批判的方法上,马克思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批判方式;在批判的道路上,马克思认为应当"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具有了现实性和力量;在批判的旨趣上,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试图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推翻"一切被奴役的关系"。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正是方法、道路和旨趣的三者统一。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从二十年代到抗战前夕

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倡导一开始就包藏着深刻的危机，只不过这种实践和理论被统摄在新文化对旧文化、新文学对旧文学、新诗对旧诗的革命性紧张关系之中，在双方对垒的非常时刻，尚无暇充分注意自身内部的问题。当这种关系得到缓解乃至基本消失，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1926年，年轻的穆木天盛气凌人地指出：     

黑格尔“理性的和解”的真谛——从黑格尔理性确定性谈起

一、黑格尔对前人意识确定性问题的批判黑格尔就前人对待真理问题上的几种态度进行了批判,具体来说,他对在确定性的追求中表现出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其一,黑格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黑格尔认为,自然主义是对绝对确定性的遮掩与歪曲。他研究哲学的目的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因此,他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就成为其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黑格尔看来,哲学首先是对日常生活、自然态度的一种超升。自然主义的态度及其主要特点是,缺乏反思而直接进入研究,而坚信在任何一种形态下、知识里个体都是绝对的形式,自然主义由于固执于这…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论现实批判对历史研究的意向性

历史是历史学的意识对象 ,意识到历史 ,就开始了批判现实。故而 ,现实批判就必然构成了历史研究的意向性。所谓现实批判对于历史研究的意向性 ,包括这样五种内涵 :现实批判对历史研究构成一种期望值 ,现实批判对历史研究构成一种约束力 ,现实批判是历史研究的指示灯 ,现实批判是历史研究的定向仪 ,现实批判是历史研究的驱动器。现实批判对于历史研究起到这样五种作用 ,而这五种作用又都统属于意向性结构。不妨说 ,这五种作用正是意向性结构的五种具体功能。一现实批判对历史研究提出了至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构成一种价值期待。它要求历史研究…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谈新诗形式问题

我国诗歌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流派。自从新诗出现在中国诗坛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对新诗形式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现在的新诗     

文论的依附性思维与批判创新意识

文论创新作为自身的和时代的要求,是与依附性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的。所以,批判意识是文论创新的必要前提。这种批判意识既意味着对于西方,也意味着对于传统,或者说就是面对着已有。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具备批判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品格,也是文学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通过批判,可以摆脱依附性的思维方式,导致观念的转变,勇于面对现实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广东哲学学会討論道德的批判继承問題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举行了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座谈会。会上,除了对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论海瑞》,以及他在谈道德的三篇文章中所宣扬的封建道德进行揭露和批判外,还就剥削阶级的道德能否批判继承的问题初步展开了讨论。现将在讨论中的几种不同的意见整理如下: 一、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只能打倒,不能继承。理由是:第一、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一定阶级的利益中直接引伸出来,并为其服务的。封建道德作为地主阶级的行为规范,是直接地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他们用以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的道德则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为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私有制服务的。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道德,各有不同的好、坏,善、恶的标准。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必须同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实行彻底的决裂,而绝不是要去     

国民性批判与儒家传统之复兴——鲁迅思想在传统文化复兴时代的积极意义

如果在当今时代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鲁迅一定是处于某种不利地位的,这是因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在今天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因而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是,就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来说,弄明白鲁迅对传统的批判究竟触及到它的哪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有效思考又是非常欠缺的。从鲁迅方面看,他的批判所做的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乎现象学的方式去揭示中国道德主义思想传统规定下的政治生态和人性状况。由于他所揭示的东西与这个传统本身之间的那种本质性的内在关联,这种揭示所产生的实际批判力量就比那些直接针对传统本身的单纯批判要深刻得多;而着眼于鲁迅所揭示的东西来反思这个传统,则不仅会发现它的许多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很难看到的深层问题,而且,也会让今天那些意图全面复活儒家传统的所谓新儒家们自身的思想处境变得荒谬与尴尬。     

气化主体及其当代性:任洪渊诗学的一个可能

进入新世纪,对文学传统的回归已逐渐成为当代诗歌和诗学的一个共识.可以预见,相对于激烈批判传统的现代性话语,百年新诗会逐渐转移至并不排斥传统、甚至重述传统价值的当代性话语之中,这不仅是当下和现在价值的一个机遇,还是诗学界在充分学习欧美诗学批判、分析思维之后,努力摆脱现代性话语中总是落后于欧美学界之困境的一个机遇.伴随着中国传统内部儒道佛之更新的,是新诗诗学的语言转向和身体转向,前者为新诗学提供了语言准备,后者为新诗学提供了身体基础.文章以老诗人任洪渊为例,阐明语言主体和身体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气化主体,并以此气化主体回应诗学的当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