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大一统”思想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内涵丰富,有两大要点：一是孟子提出的＂一天下＂,一是荀子论证的＂一制度＂。＂一天下＂是国家、民族统一理论,＂一制度＂是社会制度统一理论。在分裂与战乱时期,天下＂定于一＂是＂大一统＂的第一要求。完成＂一天下＂之后,紧接着提出＂一制度＂,是＂大一统＂的必然要求。＂一天下＂与＂一制度＂,是长久维持＂大一统＂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     

论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通过以《醒世姻缘传》为例探讨近代汉语＂个＂前＂一＂的隐现问题发现：＂个＂可以分为量词＂个＂和非量词＂个＂,除了在个别特殊结构中必须显现外,非量词＂个＂前的＂一＂一般隐省。量词＂个＂前＂一＂的隐现与句法结构有关,＂一个＂或＂一个＋NP＂前没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必须显现;＂一个＂或＂一个＋NP＂前有支配性或限制性成分时,则＂一＂可以隐省。     

“一X就Y”格式分析

＂一X就Y＂句式是以句法标志＂一＂和＂就＂前后呼应而成的一种句法结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X就Y＂可填充的词类以及＂一X就Y＂的四种变式句等方面对＂一X就Y＂的句法结构进行考察,分别对＂一X就Y＂句式中的句法标志＂一＂和＂就＂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概括了＂一X就Y＂这一格式在整体表达功能上的连贯性、量多义、非凡性等多种语义特征。     

再释“余（予）一人”

＂余（予）一人＂是殷商、西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常见的君王自称语。＂一人＂原为数量词,而后语义转移,在殷商时期专指国家最高统治者,具体的语用涵义取决于语境。西周春秋汉语中＂一人＂所指泛化,且＂我一人＂、＂余（予）一人＂交替使用,说明＂余（予）一人＂不是固定语,与＂一人＂连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具有时代性。春秋时期诸侯、君王自称＂余（予）一人＂是使用古语现象。     

论“命”压迫的消解何以可能——从《列子》文本说开去

＂命＂隐含了一种不可违抗性的特质,所谓＂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当每个人个体生命面对＂夭与寿＂、＂贫与富＂、＂贱与贵＂、＂穷与达＂之＂命＂的安排而产生一种压迫之感时,《列子》一书给人们开出了消解这种压迫感的＂处方＂：以德观之、素位行之、以齐待之、以时抓之。虽然,这四个＂处方＂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命＂的现实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摆脱＂命＂压迫之下所产生的焦虑感,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安慰和解脱。     

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之用语探析

宪法上＂人的尊严＂是宪法的最高价值,对于宪法具有价值指引作用。我国宪法第38条中用了＂人格尊严＂一词来表述＂人的尊严＂这一理念。就其名称而言,＂人的尊严＂这一表述更为恰当。＂人格尊严＂条款有不足之处,应作修改。     

印度古代哲学中的“一”与“多”

＂一＂与＂多＂的观念在印度远古圣典及后来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都有表现。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的理论中都展示了这方面的思想。这种观念有几个主要的类型。有的认为只有＂一＂实在,有的认为＂一＂与＂多＂都不实在,有的否定惟一的＂一＂,肯定＂多＂,等等。它们与各派的基本理论倾向直接相关,也与古印度的政治及社会历史背景有重要联系。     

“损人不利己”之再思考——兼谈“利人”与“利己”

＂损人不利己＂是伦理学探讨的问题,它涉及＂利人＂与＂利己＂两个范畴的科学涵义,涉及如何认识＂利人＂与＂利己＂的辩证关系。对关于＂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的问题,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通常理解下的＂损人不利己＂是害人害己、近乎心理变态的一种卑劣行为,而特定条件下的＂损人不利己＂却是一种大公无私、顾全大局、舍生取义的高尚行为。     

《西游记》词语札记一则

学者对《西游记》第五十四回中＂销猪＂一词的解释主要有＂腌猪＂、＂阉猪＂、＂种猪＂、＂魈猪＂等四种观点。从江苏、安徽等地的地方方言中存在＂销猪＂或＂削猪＂的情况并联系《西游记》文本的上下文语境来考察,＂销猪＂应为＂阉猪＂之义。这也应是＂销猪＂一词的唯一正解。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原”解诂

＂中原＂一词,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主要有两种训释方式,一种沿用传统观点,释为＂原野＂、＂内地＂或＂国内农业发达的中心地区＂,一种以裘锡圭先生为代表的观点,主张释为＂战场＂。本文通过对孙子生活时代相关文献的搜集论证,认为,＂战场＂这一义项是可以成立的。     

“伦理学”的厘定

＂伦理＂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伦理学＂却为中国亘古未有。以＂伦理学＂对译西方＂Ethics＂是经历了复杂的语义变迁和＂西—日—中＂的双重转换后才最终确立。这一学名的确定,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生长点。     

思想史视域下的宪政主义——兼议“constitutionalism”的译法

＂宪政＂是否有一种＂主义＂,目前在国内尚存争议,但从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角度去审视＂宪政＂的英文对应词＂constitutionalism＂,在＂制度＂和＂思想史＂两种维度上将＂constitutionalism＂分别译为＂宪政＂和＂宪政主义＂既科学合理,也符合学界的一贯用法。并且,理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宪政主义也能辨识作为制度实践的＂宪政＂在我国政治或法律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试析“一倍”的内涵及其使用

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倍数的表达,但＂一倍＂究竟是和原数相等还是表示＂原数×2＂,似乎还有待商榷。从一则新闻入手,追溯历史时期＂倍＂的各种用法,探讨＂一倍＂的确切含义及产生混淆的原因,从而有利于正确理解和使用＂一倍＂。     

法律镜象中的“人”是什么

＂人＂的自身意识往往是在对外界事物的探究过程中,通过反思而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认识的对象反而成为了＂人＂观察自身的媒介,形成一种＂镜式结构＂。而＂人＂的镜象不断地在这些媒介中得到呈现。尽管不同的＂媒介＂仅仅能勾画出有限的＂人＂的镜象,但正是在这些不断的彰显中,＂人＂的意义得到了充实。法律作为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文明现象,无疑是一种反射＂人＂之意义的重要镜象。通过对＂人＂与＂法＂的镜式结构的梳理,我们能够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认识＂人＂是什么。同时,也更好地认识法律本身。     

清华简“保训”之“中”的思想含义与价值取向论析

目前,学界对清华简＂保训＂之＂中＂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保训＂之＂中＂指思想观念,二是认为＂保训＂之＂中＂指某种实物。结合＂中＂在相关历史文献中的字义考察,＂保训＂之＂中＂应为一种与刑罚、权力有关的判词,体现了后世＂中道＂思想在前期的发展、演变。     

《吕氏春秋》的道论探究

《吕氏春秋》是秦汉道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它围绕＂道＂构建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用＂太一＂、＂精气＂等范畴解释了其运行原理和特点。《吕氏春秋》着重强调了＂乐＂的媒介作用和教化作用,是对＂道＂的认识问题上的又一进步。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历史评价

对王安石义利观的评价,有＂道义论＂否定性的评价和＂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古代＂道义论＂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主义＂政统＂论;一是理学家＂道统＂论。朱熹从＂道统＂论中＂道问学＂角度来否定,陆九渊则从＂道统＂论的＂尊德性＂的角度来否定。＂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有三种：古代功利论、近代资产阶级功利论、马克思主义功利论。如果说道义论是从传统＂义＂的角度来否定王安石的义利观,那么,功利论则是从＂利＂的角度来肯定。     

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与美学问题

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是空虚的、没有任何内容的、绝对化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生存本体论。不能在＂对话＂和＂解读＂的名义下,执意寻找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存在观上的一致性,认为马克思就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范式＂和存在论＂转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从＂人生在世＂这一＂存在论＂维度来建立美学的哲学基础,也是不可取的。     

海德格尔的质朴之思——《物》的文本展开与意图

通过对海德格尔《物》一文的文本读解与意图阐释,呈现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彻底的质朴追求,这一追求体现在海德格尔对其早期＂形式指引＂方法的放弃,以＂在思中既没有方法也没有论题＂取而代之。在这一质朴的追求中包含着＂去思的途径＂和＂所思的事情＂两方面,其意义呈现于海德格尔思想乃是＂技术时代的存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