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知识产权争端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影响

美中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美中之间知识产权的冲突持续存在的背景下,本文梳理了入世前后美中知识产权争端的变化及原因,分析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影响,并探讨在新一轮推动知识产权的贸易谈判进程中,面对美国不断提高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标准,我国国内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行政执法权限

我国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采取的是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双轨制,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关键是明确行政机关的处罚权限。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采取了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政保护的立法模式,决定了不同行政管理部门的不同行政处罚权限。应修法解决双轨制所带来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关系,确立司法作为私权最后保护屏障的权威。     

TRIPS协议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探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 IPS协议）作为第一个在多边贸易框架内达成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保护范围广、保护标准高、保护力度大的一个国际公约。如何运用TR IPS的有关规定来促进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维护经济安全与经济利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此,在正视我国现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全面理解TR IPS协议精神,加快与该协议有关措施的本土化进程,建立新型有效的司法保护机制,以期达到保护我国经济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目的。     

加入WTO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2002年6C对我国的DVD生产商发难,提出收取核心技术专利费。此次风波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重视。我国现已成为WTO的成员国,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必须遵照TRIPS协议的要求,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文章就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与TRIPS协议进行了比较,详细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法与TRIPS协议之间的差距,并对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若干建议。     

加入WTO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末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高技术迅猛发展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知识产权保护被纳入WTO规则的调整范围。WTO规则从法律上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联系 ,形成了涉及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较全面的高水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 ,并要求其成员必须接受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保护知识产权 ,从而大大提高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和保护力度。中国加入WTO ,必将对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加入WTO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不仅是法学理论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且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重要课题     

知识产权研究领域的开创之作──读冯晓青新著《知识产权诉讼研究》

改革开放十余年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陆续加入了一些重要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约。我国现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实践证明，知识产权制度对于鼓励知识创造，繁荣科学文化，提高综合国力，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依法保护知识产权，而各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最强有力的方式是司法保护。司法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     

知识产权争端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

运用GL指数和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发现:(1)1995-2006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知识产权争端排除令涉案产品中23起产业内贸易指数都比较小,且20起涉案产品美方处于贸易逆差失衡.(2)美国对中国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概率将随该产品美中产业内贸易程度下降而增加,这证实了美中知识产权争端不是源于这些涉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竞争效应而是源于产业内贸易失衡效应.(3)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概率将随美中知识产权协议效应上升而减少.但是,美中涉案产品的贸易差额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对策是,中国应通过技术引进和产业升级逐步提高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程度;作为知识产权弱势的贸易大国,中国应在美中知识产权争端中力争利用双边协议效应;中国走出贸易中知识产权劣势格局的路径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提升竞争优势.     

从专门法庭到专门法院: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的最新进展透析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的形式和根本保障。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经历了设立专门法庭、"三审合一"试点,再到专门法院的历程。北京、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和运作,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新型审判体制的建立。但我们应当对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持有清醒、理性的态度,知识产权法院在社会转型期设立,机遇与挑战并存,既面临知识产权自身审判制度的挑战,又有法院整体进行司法改革的挑战,还有我国经济科技发展本身带来的挑战。例如,法官职业保障不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不明确、"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没有实现、缺少专门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等问题。因此,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在实践中探索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WTO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加入WTO将会对我国的经济、技术、贸易等各方面产生影响.知识产权协议将成为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因此,必须分析知识产权协议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影响,加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尽管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司法保护机制,但与TRIPs要求相比,尚有不足.因此,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加入WTO对司法机关的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也是司法"入世"工作的重中之重.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覆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信息产权的核心仍旧是知识产权。为促使产业界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立法部门更加重视信息立法以使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信息、信息产权及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将有助于打好中国制订知识产权战略的理论基础。     

文学的知识分子属性

知识分子是灵魂的守望者。他们始终关注人的存在性质,关注人类社会的价值走向,始终在探寻各种精神的可能性与道德的可能性。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承担着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传达价值观的责任。而这种责任通常都是知识分子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标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世俗化的过程,是一种价值普及化的过程,也是一种精英文化大众化的过程。     

信息与知识产权(待续)

信息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之客体为信息的系统理论,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许多学者论著、法律、国际文件均接受了这种理论或近似的概念。而在我国,有的学者至今对此十分糊涂(多数法官从判案实际而不是经院法学出发,反倒是清楚的)。一些论著中混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的客体、混淆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特点等等,多是从不了解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开始的。     

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地域性和域外效力从来就是充满模糊性的术语,如何准确理解其含义对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关重要。知识产权地域性不等同于严格属地主义。为了避免混淆,应该将其准确界定为一国授予的知识产权原则上仅在本国地域内有效,各国相互承认和保护彼此授予的知识产权。     

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

受"公"、"私"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呈现出社会化和公法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突破传统私法的领域,其公权性质的体现已甚是明显,突出表现为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干预不断强化."政府角色"越来越多地介入知识产权制度;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都倾向于向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化"发展.知识产权的公权性质主要表现在社会公益性、国家授予性和利益权衡性三个方面.     

知识产权法中物权理论的应用

在“物必有体”的传统民法原则掩盖下 ,权利客体具有无体性的知识产权当然地被排除在物权范畴之外。然而 ,在将知识产品与物、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对比后可以发现 ,知识产品与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知识产权从属性上讲与物权并无牛氐牾之处。因此 ,以是否“有体”作为划分物与权利标准的做法已经不合理了 ,而应以“纯粹客体性”和“实在性”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 ,应当以知识产品为中心 ,参照物权体系构造一个大于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权体系 ,以加强对知识产品权的保护 ,完善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体系。     

知识产权规范的建立与产权体系的嬗变

物权规范奠定了大陆法系产权制度的基础,知识产权理论虽始于物权理论而最终超越物权理论形成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随着传统的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规范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建立,"产权"便嬗变为"物权"与"知识产权"的上位概念并形成全新的产权体系。     

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研究

美国的知识产权保险分为知识产权执行保险(IP Enforcement Insurance)和知识产权侵权保险(IP Infringement Insurance)。试保险所保护的主体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潜在的侵权人也包括潜在的受害人。虽然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具有许多优点,但缔结保险合同的保费过高,同时由于大企业的拖延战术,也大大地削弱了该制度的功效。因此,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应当充分重视和解与诉讼中间裁决的作用,采取正确的措施渡过难关。     

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初的朴素且模糊的权利认识,到近代劳动价值理论关于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经济学等理论关于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财产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现行刑法中知识产权犯罪在分则中位置,其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一种属于私权的财产权的侵犯,又怎能将市场经济秩序当作其犯罪的主要客体?所以,笔者建议采取目前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散在型立法模式,在相应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刑法规范,在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上予以改进:细化定罪标准;完善罪名体系;多样化刑罚种类。     

先秦儒家文化与知识产权法律

法律制度的产生有其背后的文化、经济背景 ,作为“舶来品” ,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华大地上需要与民族文化心理、习惯进行磨合、适应。为此 ,今将视点切入到儒家的发源时代———先秦儒家的思想 ,探寻其对我国知识产权的影响 ,目的是让西方文化上产生的知识产权制度更好地在我国融合、发展 ,同时从民族文化中吸取合理因素 ,指导信息时代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 ,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