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基于此,以城市群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19个城市群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梳理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3者间的关系。运用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实证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并进一步将产业结构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城市群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直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城市群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还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引导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融合发展,加强“新基建”投入力度,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2013—2020年省级宏观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从市场供求两端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且这一作用在数字经济和消费不同维度下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中西部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呈现数字益贫性特征；动态叠加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在滞后期依然对居民消费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对居民消费“扩容”作用明显高于“提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     

产业结构升级视阈下安徽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安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经济由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动力需求.文章在阐述产业结构升级对促进安徽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上，首先对三大产业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初步分析，然后选取测度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发展指标，用综合评价法构建一套科学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框架，最后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视角对安徽省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建议.     

论循环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传统增长模式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因此必须将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低代价的循环经济模式,促进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并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指向进行重新梳理.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     

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空间演变分析

建立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模型,利用安徽省2000-2014年间的数据,从横向升级和纵向升级两方面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空间演变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安徽省产业结构在横、纵两方面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马芜铜经济圈”和“合肥经济圈”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起着引领作用.同时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横向升级的空间集聚效应并不显著.鉴于此,“马芜铜经济圈”以及“合肥经济圈”在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的同时,应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整合各地市第三产业发展条件,鼓励和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扩大产业群,形成良性产业链,构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互动体系促进产业集聚.     

财税法视域下我国税收增长的驱动因素和策略分析

税收收入随经济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税收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税源变化和税收收入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走势.统筹协调影响税收收入的驱动因素,在财税法框架内,建立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税收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税收制度和统筹构建新型税收征管模式的“三轮驱动”税收增长策略,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我国税收收入营造良好的客观增长环境和内生动力.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保持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是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密不可分的。城市化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产业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而城镇化进程又会对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新型城镇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投资和环境规制等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研发投入、居民消费等也均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且结果为正。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不明显,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没有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资本支持。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快推进城镇化模式创新;尽快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城市结构;结合各地情况制定不同的环境政策;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区域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等。     

因地制宜:产业结构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3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追求高速增长转换为追求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针对这一情境下如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带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以2004—2016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重点从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化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三个方面,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服务化并不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增长,只有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同步进行才能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工业化与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进程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结构变迁对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产业结构服务化能促进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工业化则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仍较为稳健。基于此,各地区在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并结合本地要素禀赋、经济基础与工业化水平等,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考核体系,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实证

经济发展是时代主题,研究经济发展就必须研究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即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关键,构建顺畅的传导机制,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充分发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过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福建省的产业结构现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进行简要分析,剖析了福建省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方面存在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