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中拯救历史——论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

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来自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方法的继承,具体地说是受到柯林武德、彼得·拉斯莱特、波考克和邓恩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哲学研究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法以及英国传统历史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存在问题的批判。历史语境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和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历史语境主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方法自身存在缺乏超越性的问题以及方法导致的看不到政治思想连续性的问题。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特征——浅析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上,存在着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两种经典思维方式,与之相伴的争论也层出不穷。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论战当中,萌芽、成长与升华,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前进。通过对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渊源、特点以及“方法论之争”的回顾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特征。     

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与自觉

徐复观不论在人生经历或学术思想上都有特殊贡献,尤其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徐复观有着较早的反思与自觉。反观徐复观思想的具体发生,不难看出,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首先来自于对当时学界两种不同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即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语言实证进路和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形上思辨进路。而这两种诠释进路的对象化、抽象化、知识化带来的脱离现实人生、丧失儒学真精神的问题,使得徐复观返归自我,对自我精神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徐复观选择回归现实世界的农村乡土,肯定人性中的心性力量。而在学术研究中从具体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研究者在"追体验"的过程中与古人心灵世界的契合。因此,"追体验"的展开是一个从具体世界层层提升,指向超越性价值世界的过程。对徐复观而言,这既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其目的本身。     

历史语境主义：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初探

斯金纳运用语言行动的视角来解读文本和理解政治,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实现了从思想应用于政治到思考思想作为政治的一种内容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场革命。     

论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分析方法

斯金纳在对政治思想进行语境分析的基础上,把修辞分析方法引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实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修辞学转向”.斯金纳的修辞分析方法对政治思想进行修辞性解读,把政治思想看作是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语境中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采用修辞策略进行政治论辩的产物,从而展现了对政治思想进行多种认识、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     

剑桥资本争论的终结：“悖论”以及一个方法论的解释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悖论。虽然论战的结果是秉承古典传统的英国剑桥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它并没有取代新古典分析范式。新古典理论仍在经济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并得到不断发展。这形成了理论演进中的一个“悖论”，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悖论”进行解释。     

从观念到语境:近代西方思想史研究范式转向——兼论“斯金纳革命”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传统思想史研究只关注杰出思想家的经典文本,这种研究范武到20世纪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批判,剑桥学派是其中的扛鼎者.在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过程中,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昆廷·斯金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我们无法否认他在思想史学界与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无论是谁要进行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编撰,昆廷·斯金纳都是无法绕过的一个标杆.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     

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论要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哈耶克努力捍卫他所谓的真个人主义,即唯一一种旨在阐明自生自发的社会产物的形成现象并使之得到人们理解的理论。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要源自于亚当.斯密和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受到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论战的深刻影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哈耶克主要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基本线索,这主要体现在其市场机制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计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自由与法律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无情批判上面。     

“新经济思想史”刍议

目前的国外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缺乏现代哲学视野,遗漏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具有现代价值的重要思想;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偏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忽略了导致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或错误地对其进行评价;经济思想史内容的选择轻视实际问题导向,削弱了对解决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针对这些重大缺陷,新经济思想史研究试图作出如下主要贡献: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恢复并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研究传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研究内容,提出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只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课题,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对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一大热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源流,认为葛先生的方法是17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研究法;进而评说了葛先生对侯外庐、任继愈先生与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的批评,对他自认为是“天经地义”和“终极依据”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由此展开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匡亚明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把思想史视作“专史”的眼界,而使其具有了“通史”的性质,并且具有一般“通史”所不具备的广袤性、深刻性和鲜活的精神气息。此外,文章还对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史著作评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看法。     

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方法的指引,需要遵循正确而适当的方法,拥有一套系统而高度自觉的方法论理念乃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是训名释义,二是思想诠释,三是比较异同,四是知人论世。要而言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正确地训名释义,恰当地在字里行间进行阅读和理解,完整地并符合其思想本义地诠释思想家及其文本的思想,乃至在比较中诠释,在诠释中比较,并最终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和途径获得对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史的贯通性的宏观认识与深度理解。     

方法论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质疑

世纪之交,马克思学研究再次进入高潮,但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存在片面性、非历史性、非理想型的方法论缺陷,理论替换的迹象明显。对此,应遵循整体性和创新性两个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重建。     

“文本的诠释”与“观念的呈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

社会秩序、特别是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秩序逻辑,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不过,无论是直接陈述思想观念的经典文本,还是展现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民间文本,都没有将秩序作为明确的呈现对象,而是将对秩序的诉求、规划和实践隐含在各种论题和行动之中。秩序作为一种未曾言明的终极关怀,需要研究者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规则,理解和诠释文本的意涵,由此合乎逻辑地推理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或行动意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思想要素合理地措置在一个因果序列之中,从而呈现出各种要素是如何共同指向秩序的。因此,以秩序为理论关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通过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才能从整体上呈现关于秩序的思想观念。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