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试论朱熹的文学道本体论

“皆是从道中流出”是朱熹的名论命题。学界对这个命题作了很多研究,但持批评否定态度为多。此命题大有深意。把命题奠基于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哲学本体论基础上,并以命题的理论渊源和现实针对性为思想背景,予以“了解之同情”,从而展示了命题的多层次内涵意蕴。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略论扬雄《法言》对韩愈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不仅辞赋获得后世肯定,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法言》中提出的"征圣宗经"思想,以及他对"文质观"、"述作观"的论述也颇受韩愈推崇。在此基础上,韩愈提出"道"之体系,并由此发展出"文以明道"、"道""文"双修、"陈言务去"、追求创新的文学思想。     

朱熹形而上学思想初探

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它好比种子,是存在的本体。它具体为性。万物不仅出生于理,而且来源于气。气是万物的具体的、形式的存在,是现象。尽管理气似乎都是万物的发源地,但是朱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理先于气,因此,只有理才是万物的真正发源地。气是万物的现实形式。尽管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在朱熹看来,有善有恶,但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合法性。理气合成便是道。道是体用的综合。体表现在道有理、性。用表现在道是物、气。作为本体的理、性和作为现象的气、物合作构成道。性来源于心。心包含着两个内涵,即性和知(意等)。这两个内涵使心具有了双重性:性的内涵使心是善的,知(意等)的内涵使心有恶。     

探析《庄子》对儒家的批评

在批评儒家思想视野狭隘时,《庄子》依据的是"以道观之"的大视野。《庄子》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是道的体现,并把闻道的方法托付给个人心灵;由于道难以把握,从而导致人的自然之性的含义相应地难以确定。在批评儒家仁义主张及儒家圣人"伤性殉物"时,《庄子》推崇"全身葆性",依据的是对"道"和自然之性的一家之见,这是看待"道"的小视野。     

略谈韩愈与扬雄

作为一代文宗和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韩愈,他一生始终以恪守和阐扬儒家之道为己任,为振兴儒学做了毕生的努力。在他极力推尊的古圣先贤中,除孔孟之外,对于西汉时的扬雄甚为仰慕。声言“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不难看出,韩愈对扬雄的思想理论、道德、文章是很倾心的。     

扬雄《太玄》中的文学批评要素

扬雄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体系，它建立在易学之上而又有所发展。扬雄《太玄》与《周易》有联系，亦有区别。《周易》主张二要素论，《太玄》主张三要素论。《太玄》的三要素即天地人三要素，乃阴阳二要素加上作为批评主体的人。扬雄突出了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作用，并用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批评的模式，这是扬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尚无人能与扬雄相比。扬雄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秉持发展的前进的立场，此可以概括为发展的批评观。扬雄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批评范式:尽可能多地涉道。在《太玄》中，扬雄还建构了四组对偶范畴。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自然主义特征

自然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性质与自然性质可以直接等同,这在中国伦理学中是普遍的现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论及价值问题、应然与必然时,总不离德合天地,性体自然,进而复归其根（道）,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特色。本文通过对自然之道与伦理之道、自然生命之性与道德人格之性以及自然之心与道德之心几个主题展开了思考,从中发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普遍具有自然主义特征。自然主义不同于唯物主义,比起后者,具有超越性和唯美性。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

宋人罗大经引述朱熹批评苏轼兄弟的话说:“‘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早拾苏(秦)张(仪)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苏轼早期文章,颇有《战国策》纵横议论之风,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于苏轼与佛老的关系,在他遭贬以后,对佛道典籍的兴趣明显增浓,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苏轼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王夫之衍《老》的旨趣及主要方面

王夫之衍《老》,一是为了拨正历来解《老》中的错误,还《老子》以本来面目;同时批评历史上因不善用《老子》而导致的祸乱。二是为了曝显《老子》之失,将它引导到儒家的正确方向上来。三是为了指出《老子》的优长之处,以与儒家大正中和之道会通。他的诠释和发挥着重于三个方面:以道为中心的本体论,以气为中心的宇宙论,以守一主静为中心的修身治国论。通过对《老子》之旨的重新揭示,王夫之表达了他既批评佛老又吸取其合理思想充实儒家的诠释方向。     

老子思想的民本架构及其特色

老子思想集中反映在《老子》一书中。该书以民本为主旨,按照"道-王-民"的逻辑架构依次展开,通行本《老子》81章的内容排列大体与此呼应。在老子的逻辑框架中,民虽然处于被动、弱势或末端,但其利益、诉求、理想、价值目标,早已被老子逻辑地隐含在道论中,通过道对王的影响或作用,使之现实化和对象化。道具有本原性、神秘性、有用性和伦理性,道决定王之所为,王决定民之所化。王依道行事,"以百姓心为心""不以智治国""不以兵强天下",百姓才能自化、自富、自正、自朴;王背道妄作,"以智治国""以身轻天下""以兵强天下",则会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最终难逃灭亡之命运:"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因此,"民"是老子思想逻辑的重心,为"民"而鼓与呼,是《老子》一书的主旨。但老子把百姓的自化或解放,寄托在统治者的无为或诉诸统治者的"善心",未免过于天真,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老子民本逻辑的现实力量。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道体、物体与心体——对魏王弼心体论思想的再认识

和《庄子》、《淮南子》等许多道家著作一样，王弼玄学也是把人与万物放在同一个层次来看待的。人作为万物的一种，人的心体也是大道化生的结果，它与大道之间也是既相异又同一的。通过道、心差异性的比较，王弼肯定了人的仁义之知，也即良知的合法性。通过道、心同一性的比较，王弼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仁义之知的直觉性、自然性，也即不可预设、不可侵扰性。前人所以把王弼的玄学理论概括为“名教出于自然”，也即名教出于心体的自然而然，可谓正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