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本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和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明治“科学小说热”与晚清翻译——《海底旅行》中日译本分析

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是依据日译本最早译为中文的小说。晚清时期,这部经由法文、英文、日文转译而成的科学小说,在译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本国读者阅读习惯和时代需求的影响。以中日译本比较为研究基点,从跨语言文化角度考察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在明治和晚清如何被移植,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产生的影响。     

吕思勉《小说丛话》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入——兼论西方小说艺术论在晚清的移植

1914年发表在《中华小说界》的《小说丛话》,是一篇展现中国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过程的重要理论文章。本文首先指出,这篇被认为是由历史学家吕思勉所撰的文章,大量参考了日本明治时期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吕思勉的目的,是以此矫正晚清流行的小说实用论,以及建立中国小说是为美术的观念。论文最末指出,《小说丛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以西方novel、romance概念带出现代中国小说观念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的出处。     

末世的期冀——论晚清社会心态与政治小说创作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传统意识形态崩溃,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中心话语.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又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躁进心态.在这过程中,缘于英国、盛行于日本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小说进入了中国政治活动者的视野,适应了清末人们的社会心态,成为晚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主潮.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跋涉之"我"--"晚清-五四"第一人称叙事探衍

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通过对晚清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脉络的探寻,追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发生变革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过程.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寻找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所继承与遭遇的传统和西方的渊源与陷阱.     

中国翻译传统研究——以中国翻译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为例

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每次均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晚清翻译译作虽多,却因普遍对原文"不忠"而饱受诟病.不少论者借用西方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只看到中国翻译对于西方翻译的"共性"部分,却忽略了对中国翻译活动中"个性"因素的研究.晚清翻译之所以"不忠",有着其历史必然性,翻译传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都受到翻译传统的影响.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中国诗坛现代精神的发轫——晚清留日浪潮与现代留日诗人

自晚清以来,中日文学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文化交流也不断增进。明治末期的日本社会的转型与晚清的留日浪潮孕育了中国诗坛的现代精神,也开启了现代留日诗人异域求学之窗,异域留学体验延续了晚清留日诗人的探索路线,构建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现代留日诗人在诗歌中倾注了师法日本与鼓动革新的文化诉求。通过对明治末期中日关系的梳理,可以深入系统地诠释现代留日诗人沿袭变革的时代特质,彰显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原初养料与初始形态。     

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政治性及影响

以翻译的功能为立足点,主要从法国凡尔纳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入手,探讨了清末民初译介科学小说的政治目的和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中明显的政治倾向造成了人们对科学小说的误读,给中国科学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三言"在日本

"三言"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前期读本小说以改编"三言"为主,日本学术界的"三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借鉴。     

当代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意义

当代英语世界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迥异于国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政治/革命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韩南、王德威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发掘晚清小说的"现代"意义,充分肯定其叙述视角的独特意义与人物形象的自我意识。他们的研究突出了晚清小说叙述主体的创新意识,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路径扩展至晚清时期,进而揭示中国文学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究其原因,既有当代英语世界学者自身的研究动力,也是晚清小说创作主体和西方话语的跨时空对话的结果。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与读者深切的现代感受交融,生成当代英语世界学者对晚清小说多重现代性特征的理解:晚清小说作家不仅具有"现代"商业意识,而且还具有"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教育"的近代化

"教育"是中国古典词汇,于晚清西学东渐之际,在中、西、日之间的文化互动与回旋中经历了一个近代化过程,演为新词,以至今日.这一过程包含"名"、"实"两层面:一则在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取代"教学"、"教化"、"肄业"、"文学"等,最终被确定为 Education 基本译名,并成为近代教育学核心术语,甲午战后自日本"回流"中国;一则"三育"作为"教育"的下位概念,自日本传入后,又由德国入华新教传教士以近乎西方近代"三育"概念的"养身"、"养心"、"养学"等"三养"概念东传日本.随着日本对"德育"、"智育"、"体育"译名的厘定.甲午战后"三育"概念被中国官方和学界正式迎受进来.1903年,"三育"在中国的专著、辞书、官方文件三类文本中确立了自己的"名分".     

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中"写实"与"理想"的分立

中国小说理论对现代性的追索,是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充满忧患的启蒙语境中,"写实"和"理想"这两种小说观因其价值倾向和观念内涵而显示不同的形态.前者成为中国历史追求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表述;后者受西方审美自律论的启示而对启蒙论进行反思,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观的分立,呈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萌端时的多维价值与不同指向.     

近代大众传媒视阈下的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近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产生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并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以及叙说方式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的文本本身与传统文学的面貌不同,需要在大众传媒的视阈下才能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自由"与"功利"——以梁启超的"功利主义"为中心

文章将探讨梁启超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来自英国边沁的思想,而近代日本和中国将其放在传统的"自私与利他"的框架中来接受.自私则有损利他,利他则有损自利.然而,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自私增加个人的能量,使集体活性化,最后走向利他.功利主义被导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时,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当年,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也受到日本对边沁理解的影响,撰写了<乐利主义之泰斗边沁之学>(1902年),针对明治初期将功利主义理解为"乐利主义"的讨论,表明了一半赞成一半反对的立场.那时,梁启超颇为善意地介绍了从"爱己"主义的观点理解功利主义的加藤弘之.可是,其后,梁启超在重新解释阳明学和墨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批判地认为功利是"利己"的东西.我觉得其背景,既有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一面,即从重视"公德"转移到重视"私德",又有受到严厉批判加藤弘之的井上哲次郎影响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