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看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本文讨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军功爵制对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制,将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与功利主义的文化精髓升华为具有实践意义的奖励机制。军功爵既是一种社会荣誉,又能够获得赐田宅、赐邑、役庶子与减免刑罚等封建特权。国家以军功爵为杠杆,通过对爵位的予夺,构建以爵禄为里,军功为表的等级秩序,促进了秦人社会政治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巨大变革。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家产等级继承制

汉初军功爵制对权利待遇与土地占有具有限制的功能,身份爵级不同,其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就不同,其占有土地的标准(限额)就不同。汉初家庭诸子爵位主要通过继承、傅籍和赏赐而得,同一家庭中诸子的爵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汉初家产继承受制于诸子的身份等级,当诸子的爵位不平等时,其继承的田宅往往也是不平等的,只有在诸子爵位平等或诸子均无爵的情况下,才有实行诸子均分的可能。因此,汉初的家产继承制是等级继承制。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爵本位下的资源配置体系——秦汉帝国初期的土地制度

爵与土地的关联,是爵的固有属性。截至秦汉帝国初期,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仍然是"爵本位"的。秦汉帝国的土地制度是以爵制身份为基础的等级受田宅制度。立户是受田的条件;制度运行的前提是国家掌控足够的土地资源;田宅有授有还。但田宅的买卖及在家族内的代际传承也是允许的,爵与土地分离趋势已现,是爵制衰落的根源之一,等级受田制度由受田标准沦为名田限额。     

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为基础材料 ,全面研究了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军功赐田和授田制度及其田税征收方式。授田以名籍为准 ,数量依然是每夫一顷 ,军功爵者则依次增加 ,但级差复杂 ;明确规定二百四十步为亩 ,土地一经授予即归私有 ,可以在法定的范围内买卖、赠予、世袭。以授田为基础 ,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 ,并更具有时代特点 :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 ;改实物税制为实物、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的制度。这既促进了汉初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加速了个体农民的破产。过去对汉代土地、田税制度的诸多争议因此解决。     

略论曾回藩的治军优抚措施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为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始终把优抚湘军将士作为一项治军的重要措施.这一优抚措施既有镇压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极一面,但作为战时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又有宣传湖湘精神和为晚清洋务运动以及后来反抗外国侵华战争培养军事和科技人才的积极一面,应当给予辩证评价.     

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功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太祖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把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作出较为具体的限制。随着明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胡蓝党案兴起,铁券制已遭破坏。永乐、景泰、天顺至正德时期,赐券对象、铁券免死功能已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及政治需要来决定。其制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皇权政治的走向。     

战国军法特征浅新

战国时期,军法已经成文化,奖惩法令越加繁密,军功爵制成为其典型代表。军法赏上罚下已成定则,奖惩范围扩大,特别是连坐之法,左右相连,上下相保,一人犯令,多人受罚。此外,军法之中弥漫着浓重的杀伐之意,惩罚力度加大,军将常以严刑峻法立威,以迫使将士死战沙场。残酷的惩罚使得春秋尚存的军礼仁爱精神消失殆尽。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西汉胶东侯国考

西汉王朝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政治体制。中央直辖的郡县之外,分封着大小不等的王国和侯国。按照刘邦与军功集团签订的"非功臣不侯"的政治契约,从刘邦登上帝位之后,刘氏皇朝便陆续分封宗室贵族和军功大臣为列侯。封地在胶东的侯国,包括军功侯国和同姓侯国。军功侯国的受封者多是汉初随刘邦打天下的军功集团成员;同姓侯国,则多是武帝实施"推恩令"以后分封同姓王国的子弟为侯者。胶东是西汉侯国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兼论前蜀宦官干政的缘起

前蜀王建收养了数目众多的假子,其收养对象有同姓宗戚、同乡部从、立功或纳降的将卒等;就收养时段看,王建蓄养假子的高峰当在887-904年争夺两川之时。养父子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遭王建猜忌而被杀的假子不乏其人,当然也确实有的假子矜功自伐,跋扈不臣,甚至对养父几经叛附。王建对这些假子的猜忌直接影响到他的用人政策,最高军权始终委任于亲子或者宦官,从而为宦官干政提供了契机。     

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

元代,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使命可分综领军民、总兵戎、镇护供军三类。六行省在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宗王、重臣多方控驭,其拱卫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功能颇为突出。在西部北部边疆的治理控驭诸举措中,六行省是主导力量。由于六行省设置及多维的配套保障,分寄式中央集权在西部北部特定场域下得到了出色发挥与最大限度的优化。六行省还积极实施了西部、北部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新整合,这无疑是汉唐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开拓和少数民族区域子文明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框架的重要步骤。     

金代前期军事心理战论析

金人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辽和北宋王朝过程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战术值得探究,特别是金代女真武将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军事战略任务。     

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军队多兵种与群体作战的效果,产生了阵法以及阵图。至北宋时期,统治者长期对阵法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以建设,更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尽管宋朝君臣为此耗尽了心机,但因为当政者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因此这些产物恰恰违背了军事的基本原则与常识,束缚了军事将领的手脚,造成巨大的危害。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 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 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

汉代一切军事活动 ,都深受术数与兵阴阳学的影响和支配 ,战争既是激烈的武装冲突 ,同时也是术数的诡谲对抗。汉代有大批兵阴阳家著作问世 ,军事术数形式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发展 ,研习、传授者众多。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 ,也影响了汉代军队组织和军官选拔。由于兵阴阳家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亦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故汉王朝逐渐开始对社会上包括兵阴阳家在内的术数书籍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