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改革探索

我国司法改革至今，成绩斐然，但现实依然严峻。跨进新世纪，我国司法改革走出现实困境的方向与出路，在于落实公开审判，实现审判独立，改革裁判文书。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选择

司法制度改革,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因为中国近十来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司法系统内特别是限于法院内部试图寻求一种制度改进,是无法成功的,至多只能作些微观上的改进。司法改革必须从整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出发进行思考和设计。新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废止国民政府时期的旧法统另起炉灶,根据革命     

中国司法改革的价值诉求

在全球司法改革的浪潮下,中国的司法制度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革,而贯穿其中的是司法价值诉求的变迁。基于司法价值理论分析,中国司法改革中存在的三个层次的价值问题与冲突,是造成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艰难的主要原因。有效地化解这些冲突与矛盾,重塑面向21世纪的中国司法,成为摆在理论界和政府面前的共同课题。     

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选择

司法制度改革,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因为中国近十来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司法系统内特别是限于法院内部试图寻求一种制度改进,是无法成功的,至多只能作些微观上的改进。司法改革必须从整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出发进行思考和设计。     

推进司法改革 建设法治中国

法治．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追求。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论司法改革之借鉴诉辩交易制度

诉辩交易是解决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同社会需求的无限增长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法律制度,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这是＂诉辩交易＂最明显的优点。借鉴＂诉辩交易＂一定会对我国司法改革和法制化进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和推动作用。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7）

 2017年的中国司法改革,在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罪犯的权利等方面有所进展。但司法改革的“正当性”不足,民众对司法仍有较大不满。当务之急是消除司法改革的信任危机,提升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21)

2021年,司法改革伴随着政法教育整顿运动继续推进。改革在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加强诉讼监督等方面有所进展。民事诉讼法修订,跨地域、级别调用检察官的做法,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规定,有所争议。开展政法教育整顿有利于促进从政治信仰到法治信仰的形成,增强对政法的监督,落实部分关键性机制,并促进新改革机制的形成。但它也存在加剧行政化色彩、管理难度大等局限。因此,既要发挥整顿的制度效用,亦可考虑将其建设成一个以一定年限为间隔的常规性司法治理机制。     

论中国特色少年司法之功能定位

以报应为观念基础的刑事司法程序,以揭露和惩罚犯罪为主要目的,因而被赋予以证据揭示已然犯罪事实、公正分配刑罚责任的主要功能;以宽恕为观念基础的恢复性少年司法,则以促进罪错少年康复,即回归健康成长之路为目的,因此,需要被赋予以证据揭示已然和未然罪错事实、公正分配道义和法律责任,修复受罪错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     

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司法哲学之可能走向

文章通过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概念来源和相关制度背景的考察,认为其前提是司法审查权的获得.同时指出,这一术语的语义语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偏差和误解.从而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能动主义哲学观不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哲学观,其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解释的情形等方面都不允许中国的法院或法官遵循司法能动主义的哲学观.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法院的司法哲学的可能走向就是严格遵循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进行相关的法律适用.     

司法改革需要让裁判者负论证之责

"谁审判、谁裁判、谁负责"的主题讨论有着积极意义,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改善审委会制度的运作方式,消除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等,做到权力和责任相一致。但是由审判者负什么样的责任,则是值得探讨的。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当下司法改革要求裁判者所负之责,不是法律责任,而主要应该指裁判者的论证之责:一是在制度上让法官负有论证之责,即让裁判者对所有判决给出理由;二是裁判理由不仅需要根据法律做出,还必须遵循法律思维规则。     

司法观念的转变——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首要课题

现阶段,推进司法改革已成为司法理论界和诉讼实务界正在共同实施的一项长期工程,但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约束,司法改革在现阶段面临着许多阻碍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障碍,为了使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入,应着力解构传统诉讼理念,摒弃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观念,重树"程序正义"理念的观点,为司法改革寻求现代化司法理念的正确指引.     

现代司法理念下中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

选择从现代司法理念的视角解读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检讨我国民事审判模式、审判主体、审判程序和审判证据等,不仅是为了解决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等现代司法理念的民事审判制度,解决我国民事审判的现行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的矛盾冲突,早日实现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现代化”。     

略论中国司法改革与宪法的关系

司法改革不能脱离宪法进行。宪法对司法改革具有启动功能、指引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符合宪法的司法改革对宪法价值的张扬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改革必须以宪法价值的回归作为前提,并以此作为价值指导,正确处理改革违宪与合理性问题,按宪法配置司法改革权,并发挥法院在宪法监督中的应有功能。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几个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比较研讨会上的讲演。主要说明: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是司法体制的改革,以期建立和健全一套合理的司法制度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保证实现司法公正目标;在司法体制的全方位改革中,要着重解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问题,建立司法官责任制问题,强化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问题等;中国司法改革只能是渐进性的,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