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引智”工作促进改革开放深入发展

“引智”即引进国外的智力。邓小平同志曾在1983年提出“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国智力”,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何为“智力”,“智力”的含义是指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浅,处理问题的正确与否,往往与智力的高低紧密相关。我们常将设备比作硬件,把人才比作软件。在某种意义上,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有其相同之处,但智力引进其有更丰富的内涵,可以说它是软件中的软件。而引进外国智力是国际人才交流中的一种自然加人为的人才流动方式,也是国际人才竞争的焦点。     

新型工业化与南京软件基地的建设——以南京软件园为例

南京市提出了“两个率先”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我们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南京的软件产业 ,进一步搞好南京软件基地的建设。本文主要以南京软件园为例 ,阐述了搞好南京软件基地对南京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两个率先”的目标的意义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庄子》中的形而上学思想

形而上学是所有哲学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其重点是对存在的研究、同一性思想、人类认知的方法、语言问题及不知的精神.《庄子》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分析:提出了“未始有物”,“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及“是非”四个理解存在维度;提出了“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同一性原理;提出了“成心”、“比较”及“矛盾律”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法;提出了命名以及语言的作用和局限;还提出了“知止于其所不知,至矣”的重要命题.充分显示了庄子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展示了庄子哲学的识度和高度,表明了中国先贤对人类认识的杰出贡献.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与实践

小文在认真分析“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历史背境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现实针对性问题,即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三个新的考验.文章认为.只要我们党真正当好“三个代表”,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三个考验及任何别的考验.其次文章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较深入地分析了当好“三个代表”的现实要求.笔者认为,把“三个代表”作为一个整体并紧密联系时代特点对当好“三个代表”提出现实要求,正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创新所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认为,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领会和把握,不仅是理沦认识问题,而且.更是实践行动问题.最后对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四个环节谈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美的规律” 新论

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天才的美学思想,如“人化自然.”“劳动创造美””美的规律” 等.这些对于科学地探讨美的本质、美感等问题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说,中国当代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研究《手稿》中的美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仅就“美的规律”的有关研究,单列出来加以辨析,一方面指出“美的规律”研究上的种种歧误,另一方面力图纠偏,提出一种“美的规律”的新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社会作用

<正>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即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构成了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占据最为突出的地位.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所提出的一切政治要求,本质上都根源于民生主义所提出的经济要求.可以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基础、出发点和归宿.孙中山自己曾经指出,“民生主义若是不能实行,民权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孙中山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中又指出:民生主义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重大问题为本党之基础问题”.     

论当代中国文化中巫风复现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11在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样一种已成为共识的思想支配下，我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种全方位探讨民族文化的潮流，并已取得数量和质量都可观的成果。文化研究的意义可以用孟伟哉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他在《我为什么要主编＜文化哲学丛书协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一切“硬件”和‘软件”，制度和政体，或者“软一硬件”，包括人本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软件”和“硬件”，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现象，因而都可以以历史的观点和哲学的观点予以概括辨析和论证。这样的概…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酝酿、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50年代以来,党中央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和平统一、“一国一制”的方针,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政策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这一构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的灵魂.“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改革与企业伦理建设

强调管理的“软件”要素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软件”改革中,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新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润滑剂”,是企业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之必需。因此,研究企业伦理建设自然就成了深化企业改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本文根据改革实践和调查所得。拟就目前应该着重注意解决的几个伦理问题,即树立“企业集体主义”,实行“公正”原则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改革与企业本位的企业集体主义 改革,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     

强化实验室人文建设 完善高校育人环境

针对我国高校实验室建设中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特别是忽视实验室人文科学的建设问题,提出转变观念、树立良好精神风貌、激发培养危机意识、加强周围环境建设的措施,切实做好实验室文化建设,让学生真正受到大学文化的熏陶。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FDI技术溢出间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印两国软件服务行业经验的比较

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反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了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笔者选取软件服务业这一技术密集型行业,基于中印两国经验进行比较,同时运用心理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加以分析,试图为中国在软件服务业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联动关系上提供一定理论依据.最后为我国软件服务业的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Being的译名及翻译原则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愿意从翻译的角度来谈论问题,并且会提出一些翻译原则.如果提出的翻译原则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并贯彻始终.但是语境论做不到这一点.除此之外,人们谈论翻译时常常忽略对译的问题.把being翻译为“存在”容易,而把“存在”翻译为being难.但是,从being到“是”再到being的翻译却很容易.而且,“一是到底”论不仅符合而且可以坚持人们提出的那些翻译原则.     

离农：农村教育发展的趋势与问题——兼论“离农”和“为农”之争

“离农”和“为农”涉及农村教育发展的不同取向,在现有讨论中,它被建构成一种两难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考察,澄清当前讨论中的问题,并引入一种新的视角,即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农村教育问题,把理念之争转变为关于“农村教育改造”方案的讨论.在人口流动背景下,“离农”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趋势,农村教育的问题在于强化而非缓解既有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再嵌入”的教育改造方案,强调重建学校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意义在于使农村儿童的生活回归乡土,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整合的教育经验.     

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什么不宜提“一分为三”?——坚毅先生《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献疑

在“一分为二”(或“二分法”)作为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坚毅先生却又提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并且在《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哲学界长期不接受“一分为三”提法的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辩证法问题:在“一分为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一分为三”与之并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一分为三”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区别

<正> 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乌托邦”,以及“乌托邦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一样,本来就是严肃而复杂的理论课题,当社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提出“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时候,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问题,就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乌托邦思想与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一样,具有同样的理论研究价值.乌托邦在我国似乎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因为我们很少将乌托邦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没有政治哲学等分支学科),至多只作为批判对象看待.在国外,乌托邦是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几百年来,不少人为之费尽心力,有不少著述问世.在斯图加     

科恩对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基本问题的辩护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G.A.科恩在其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及1988年出版的《历史、劳动和自由》两部著作中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辩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发展命题”、“首要性命题”和“合法性问题”的辩护.     

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思想探析

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内在驱动力,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基于私人资本盲目逐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认识,孙中山提出必须节制私人资本.而欲利用资本以实现“利国福民”,孙中山提出还必须发达“国家资本”.他提出解决发达“国家资本”的资金筹集、人才技术和产业选择的设想与方案;主张“发达国家”必须解决其“耗费而乏效能”问题;还提出发达“国家资本”目的是“利归于民”;而要做到“利归于民”,又“必民权主义实施”.     

探析学界围绕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展开的几点论争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展开的论争虽由来已久,但仍有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或弄清楚,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的形成阶段、其与马恩的“同时胜利”思想间的理论逻辑以及列宁是否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等是这些学术争论中比较重要的问题.通过分析,可以认为,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初步形成于1915年8月至1916年8月间;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恩“同时胜利”思想中所蕴含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因子,尤其是拓展了马恩思想中“一国首先胜利”的时间跨度;列宁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思想,但始终认为彻底实现共产主义需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     

我院理论工作者座谈学术民主和贯彻“双百”方针问题

<正> 最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人员通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学术民主问题的批示、讲话和纪念“双百”方针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了理论研究中的学术民主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意见.提出“双百”方针的一九五六年是我国学术气氛比较宽松活跃的一年;但是,不久,“百家”变成了“两家”,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刚刚活跃起来的学术气氛变得天昏地暗,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双百”方针实际上被废弃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近年来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发起,对两个研究生的文章兴师动众,以及“马丁事件”风波,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对形势和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