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逻辑与合作机制构建

跨区域公共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风险的同时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是建立并完善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机制。因此,应在打破府际关系的阻滞、建立各治理主体信任的基础上,从府际合作机制、政社合作机制以及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构建合作治理机制的框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多方共赢,从而达到有效治理跨区域公共危机的目的。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线,用西方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免错讹,"政党嵌入"理论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治理逻辑而不是政党(党建)逻辑。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命令、灌输、统一"的传统党建工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是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党建引领的内容要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通过系统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产生集体效应,为解决单一主体无法有效治理的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服务与资源、政策与管理的协同增效。但当前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目标一致形成困难、权力共享实现困难、公民社会发育迟缓和正式规范先天不足等实践难题。因而,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培育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完善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规范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和健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就成为实现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中各要素、各系统、各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从分工到整合: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当代中国,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承担着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能职责。如何实现城市的有效治理,为全体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全方位有机配套、公平正义以及"无缝隙"的整体性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改善企事业单位发展环境,进而增进公共福利与公共利益,推进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及其治理,与城市政府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密切相关。合理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是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为此,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城市政府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进行检视,进而探寻城市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内生逻辑与治理路径、技术工具,推进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从"分工"走向"整合"。     

家族式腐败的生成逻辑及其治理路径

近些年来,家族式腐败成为我国各种腐败行为中的典型类型,其危害巨大,影响极其恶劣。根据家族式腐败呈现出的特征,可将其分为共同受贿、权力荫庇、期权投资、编织网络等四种模式。从成因上看,家族式腐败是权力、心理、亲情、制度四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涵育廉洁家风、强化权力监督、管理利益冲突、完善廉政制度等途径,对家族式腐败进行有效治理。     

跨域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间关系及其协调路径研究

地方政府间关系作为府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一种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关系,并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往往造成"权力"运用的同步扩张,由此产生相互竞争关系、横向合作关系和跨部门协同关系。在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纷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明确地方政府之间动态的府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活动路径的战略选择分析

对产业活动路径的研究散见于有关产业发展的许多文献中,但许多重要的分析结论在单独讨论某种产业路径时不易得出,而且由于缺乏整体框架,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企业业务规划者容易在产业活动研究和运作中以偏概全。当进行产业活动路径的综合研究时,就能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在一些具体产业路径的认识上有必要更新观念。     

产业扶贫中的基层治理逻辑解读

有序的基层治理能够有效缝合中央权威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罅隙.产业扶贫中,基层干部权力运行的内部结构及其所遵循的理性维度恰适于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除科层制外,运动式治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关系理性并非全面消解科层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以形式合理为边界.因此,形式合理优先于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失败,亦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实现.在关系理性内,“规避风险”居首,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完成任务”优先于“追求政绩”.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跨区域产业价值链协同创新与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产业价值链理论,把产业价值链概念延伸到区域经济发展范围内,分析了跨区域产业价值链协同创新的内涵,探讨了产业总部集聚是跨区域产业价值链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提出了跨区域产业价值链协同创新的发展路径,拟为我国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治理逻辑—现实问题—优化路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我国推行“放管服”改革和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的实践效果。从发展缘起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遵循着“初步探索—逐步推广—逐渐成熟”的发展逻辑;从动力来源和目标导向上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呈现推力与拉力间的互促逻辑、政府与市场的互惠逻辑。当前“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仍然面临着监管职责边界不清晰、抽查结果分析运用不规范、随机抽查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健全、执法队伍建设与新型监管需求不匹配、智能平台构建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推进新型监管模式向纵深发展,还需从多种监管机制衔接、构建抽查结果分析运用机制、执法队伍建设、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基于实证分析的跨区域并购公司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1-2005年我国证券市场发生的372个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跨区域并购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跨区域并购具有公司治理效应,而地方国有企业的跨区域并购则没有公司治理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为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解除地方保护主义,并加快我国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路径依赖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不同公司、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差异 ,是对长期经济变化做分析性理解的关键。结构驱动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驱动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公司治理演进中都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 ,文化驱动的路径依赖也是中国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重要方面。单纯的制度引进无法解决公司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只有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制度体系和文化特征 ,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才能培育出中国的现代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