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自来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文章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着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表现手法

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将中国诗歌表达方式由意境的审美观照转向意象观照。在意象内涵表现上,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采用现代象征主体性意象的表现手法创造了象征化的“死亡枯败”意象、“荒原”意象、“黄昏”意象等意象群以证合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及精神状态。在意象营构上,他们“随意造象”,并用象征主义的通感手段与意象的连接手段构造主体意象,从而使新诗意象具有玄秘性、变异性特征。     

简论文学意象生成的心理机制

文学意象的生成每一步都不离开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而存在。“象”经“相”而成于情意;“象”与“表象”互相发明跃为“意象”,主要在于情与意的统摄,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意象体现了心理潜在的压抑;“意象”转化为“文学意象”则要求“情绪化捕捉”的能力,象征手法是审查机制的一重构成。     

庄子意象系统探析

《庄子》中“意”与“象”矛盾统一构成意象,在“情”的推动与“理”的制约下形成模糊而不确定的意象,众多单个意象相互影响,互相配合,共同构成庄子意象系统。系统中虽消弱了每个意象的表现力,但增加了意象系统的丰富性,进而传达庄子难以言明的哲学思想和复杂微妙的内心情感。     

刘勰艺术“意象”论说解

刘勰继承前代哲字和美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意象”这一艺术创造中的重要问题。“意象”论揭示了艺术创造的主客观统一的特征。刘勰从艺术创造的动态过程具体分析了“意象”的意义,艺术构思的结晶是“意象”的内在生成,语言对“意象”的物态化是“意象”的外在实现。     

论苏童作品中的三大意象群

苏童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在作品中构建了许多意象,这些意象主要可以归纳为“孤独的旧城少年”、“逃亡的还乡者”和“粉红的南国女子”,这三大意象群便构成了苏童瑰丽诡异充满灵气的文风。意象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古代诗歌到现代小说散文,意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苏童的作品中一直坚持这三大意象群,每个意象群都代表着充满神秘的某一类精神追求,苏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想象,赋予笔下的意象群或明或暗的色彩。可以说,苏童的三大意象群其实就是苏童审美精神的反映和见证。研究苏童作品中的代表性意象,对苏童笔下“旧城少年”、“还乡者”以及“红粉女子”三大意象群的逐一读解,从中探求出意象群在反映苏童审美精神起到的重大作用。     

论艺术语言中"意象"的同构关系

“意象”是艺术语言的精神特质之一,“意象”产生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构关系,其中主客体之间相同的力的模式使“意象”的同构关系具有了绝对性,主体情感的差异性又使“意象”的同构关系具有了相对性。“意象”的同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     

《活着》两种——从余华小说到张艺谋电影的审美嬗变

本文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分析了从余华小说《活着》到张艺谋电影《活着》的叙事语法的转换 ,进而考察从小说到电影的审美嬗变 ,1 .题旨的暗变 :从“忍韧”到“苟且”;2 .基调的转变 :从“沉郁”到“微亮”;3.风格的转移 :从“荒诞”到“反讽”;4.视角的移心 :从“冷峻”到“移情”。《活着》既是余华向“先锋写作”的告别 ,也是张艺谋对“民族寓言”模式的摆脱。     

客家山歌的情恋母题与植物意象探析

情恋母题是客家山歌历久弥新的中心母题。在与爱情相关的客家山歌中 ,经常出现诸如“藤”、“莲”、“竹”、“梅”、“茶”等植物意象。在客家山歌中 ,这些意象主要是爱情的隐喻与象征。这些植物意象有的是一般意象 ,有的是原型意象 ;有的是个体意象 ,有的是意象群。通过考察这些意象的营构、选择、组合和变迁 ,可以探析客家山歌情恋母题的历史文化传承。本文通过对具体个案的研究与文化学的分析 ,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上述问题     

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生命悲剧的冷峻凝视——论余华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余华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特色是对生命悲剧的深切领悟。他是一个激进的怀疑主义者,能够将现代主义文学范式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穿透世界的繁华、庄重,揭示生存的阴郁、黑暗和苦难是他的擅长。《十八岁出门远行》呈现了余华小说的典型结构：世界的暴力本质及人的生命悲剧。起初,这种结构以血腥、暴力为轴心,从《活着》到《兄弟》却将这种结构表现得更丰富、复杂。余华的意义就在于把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结构融人中国新文学之中。     

纷扰的《兄弟》与暧昧的余华——2007年余华研究述评

余华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历年来评论界对其的研究一直呈稳定攀升的态势,2006、2007年则达到了一个高潮。其间的关键原因在于《兄弟》的出版问世。2005年,《兄弟》（上）引爆了学界的骚动,2006年的《兄弟》（下）更是一枚重磅,激浪千层,而学术界所渐现的“褒”、“抑”两种观念和态度的对立,也使余华及其《兄弟》陷入较为尴尬的境遇,在经历了“重创”与“荣誉”前所未有的冲撞,更显现了一种纷扰与暧昧的状态。本文旨在将2007年度余华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阐释,并着重从《兄弟》研究、比较视野中的余华作品研究及余华前期作品研究三部分入手加以述评,以期能够客观详实地展现2007年余华研究状况．同时也希冀能为学界的余华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料参考。     

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以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余华坚守以人为本体的乡土叙事。本文将以余华的乡土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个案文本,通过平民生存的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话语三方面,分析作家余华的乡土文本如何重构了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对话与民间话语

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主要以对话的方式写成。作品中质朴无华的人物对话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不仅表现出鲜明的民间意识,而且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民间历史读本。同时,余华在小说中尝试了一种众人发言的“他们说”的话语方式,也就是一种“群口”的话语,让更多的人发出声音,这也是一种集体话语的展示,从中透露出某个群体的观点与看法,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民间话语,使民间话语得以最大限度地呈现。     

浅论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以李渔的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视角

戏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视戏曲为“小道”、“末技”,常常依仗国家意志和法律手段对戏曲动辄排斥或者禁毁,使得戏曲难以登阶入室,跻身文学艺术大家庭的殿堂。自宋代以来,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为戏曲呐喊、正名。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绵延不绝。其中,明末清初的李渔是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中的典型事例。李渔克服“穷骨”、“恶岁”、“砚田糊口”的生存困境,敢于直面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为戏曲身份认同矢志不渝地贡献了毕生精力。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为近世王国维为戏曲正名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余华是一位与时俱进而又风格多变的当代作家,他的先锋小说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父亲形象,对历史和现实的"父亲"进行了双重颠覆。随后,余华的创作观念和叙事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立场,回归历史与传统,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状态,重新塑造正面的、充满温情的父亲形象,与笔下的"父亲"达成了消融和谅解。文章通过解读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探究了其对父亲形象进行颠覆与重构的文化动因。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兄弟》:一个“相遇”的寓言

《兄弟》的重点是在两个人物上的塑造和对照,哥哥宋钢沉稳、和顺,带有梦一般的日神美,弟弟李光头却张扬、强硬,仿佛是醉的酒神世界。宋钢最大的特点是"忠"。宋钢的死和李光头的生构成了强大的张力和悖论。《兄弟》是凝视和深思之后的批判性精神文本。余华选择性的浓墨重彩的手法也许容易留下把柄和口实,但它却完美地承担了拷问良心和灵魂的作家重任,替巨变中的中国记录和保存下最真实、最典型的档案性文本。刘镇也是社会和国民性批判的编码。作者有意地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借身体隐喻社会,拿社会再现身体。余华借狂欢说狂欢,结果反而不再狂欢,所谓长歌当哭。即便是聊以快慰的太空俯瞰的背后也仍连带着作家不尽的忧虑和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