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制度化路径

基于"自助-互助"原则建立的农村互助养老是一个短期利他但长期利己的互助合约。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缺乏普遍互惠规范的情况下,因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而不能激发出足够强烈的合作动机,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难以建立并持续。因此,应构建具有"小公共性"的现代村庄共同体,为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长效机制提供环境支持;应针对农村老年人弱势性特征以及短视性决策行为,构建改进版的基于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为合作生产的发展提供持续性与制度化的内在激励;应将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合作生产升级为组织层面的全流程集体合作生产,并通过内嵌于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和自我增权效应,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永续供给的闭路循环。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 情感互助模式、日常 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从冲突到协调：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进路

互助养老已成为国家破解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方式,但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困境的根源来自制度冲突。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超越制度冲突而转向制度协调。制度协调有助于提高制度效率、明确行动主体的权责、提升社会预期和增强道德激励。制度协调下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路径为：明确府际间互助养老的职责权能、厘清养老服务政策与养老救助政策的对象范畴、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以超义务为准则的互助养老文化。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老年人是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本文利用苏冀陕三省农村老年人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识别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类型,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不同供给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水平整体不高,且对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意愿差异较大;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具有多元化的选择和组合偏好,可分为情感-管理型、情感型、低参与型、低管理型及高参与型5种供给模式;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均对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建议针对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不同模式,发挥家庭支持作用、健全政府激励机制、加强互助养老宣传,精准引导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供给。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的路径探要

在传统养老模式效果减弱的背景下，基于传统村庄熟人网络，以农村地缘为核心的新型就地化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破解传统养老现实问题，推进乡村养老良性治理，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干部领导型、机构帮扶型、精英带动型、代际储蓄型这四种典型的互助养老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挖掘其呈现出的个性问题，并对这些个性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农村互助养老存在集体价值共识羸弱、信任合作基础缺位、多元主体参与空间受限、服务供给与需求失衡、数字信息智慧养老滞后等共性问题。面对这些难题，可以从党建引领、多元参与、供需平衡、数字赋能这四个角度入手，不断优化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路径，促进农村养老保障的高质量发展。     

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异化及扬弃对策分析

伴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平台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现了方方面面的深入融合,世界在数字层面实现了重构。数字劳动随之成为当今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劳动类型,虽然出现了新的劳动内容和表现形式,却没有摆脱资本增值逻辑,社会经济生活未能逃脱异化命运,并有了新的异化表征。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具有跨越时空的强大理论生命力,可以用来解剖数字劳动异化表现的本质机理,更好地思考在数字时代下劳动异化的扬弃对策。同时利于认识数字经济的两重性效应,顺应数字经济的趋势,扬弃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弊端,推动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数控液压系统及数字溢流阀的研究

对数控液压系统及数字阀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并着重对作者近年来研制的一种新型高压大流量直接式数字溢流阀,进行了理论分析、数字仿真以及试验研究。试验结果与理论分析高度吻合,最后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数字资源整合研究

对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数字资源的整合进行了研究,比较了国内主要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情况,并针对目前数字图书馆自建或引进数字资源在检索平台上的差异性特点,提出应加强数字图书馆工程中的资源整合,尤其是跨数据库检索技术的研究。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数字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

数字文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具有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等特征。数字文化已成为数字技术文明的思想基础,其发达程度直接影响数字技术文明的发达程度。而数字文化鸿沟又造成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挑战,影响了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了教育公平,导致数字不良文化价值观与恒常文化价值观的疏离,以及新文化病的产生,成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障碍。数字文化效应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智力支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文明理念的转变,即加强数字技术的协调与人的自由发展,以数字技术文明为数字技术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撑,优化制度环境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保障。数字技术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根本特征和着力点,都在于用数字文化去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数学时代与数字新闻

把数字时代与数字新闻联系起来,就是想探讨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闻报道中的数字新闻如何更精确、更深入地体现时代精神。本文从数字时代与数字新闻两个方面研究了数字时代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况。给数字新闻写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并且试着用一种新的视角来探讨数字新闻写作如何创新。     

略论图书馆数字化建设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馆藏有了突破性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和瓶颈。在推进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图书信息工作要向纵深方向扩展,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信息素质,要规范文献信息体系以便于与国际接轨,要建立科学的信息评价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信息公平。     

高职数字化校园建设探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的信息化与数字化校园建设步伐大大加快,高职院校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信息孤岛等,为此作者提出了高职院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统一规划、优化配置、资源共享等建议。     

浅析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介绍了数字图书馆的意义,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的现状以及实施数字图书馆所面临的问题.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机遇

随着信息时代的产业格局以及全球化分工的逐渐分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数字鸿沟问题也逐渐凸现。图书馆在消除数字鸿沟中将起到核心作用。利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快捷的网络等各种优势,图书馆将在提高全民信息素养、缩小数字鸿沟、创造数字机遇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