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的变奏——阿来小说创作探析

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缘于阿来独特的出生背景与生活经历,原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想像空间和叙事资源。阿来在小说中对独到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书写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是其对故乡的独特表达与追忆,既有对藏区现实的反映与折射,又有对藏族族群的想像与摹写。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让人们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识别了他的故乡,而且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确认了藏族符码、重释了藏族历史。原乡叙事不仅是阿来的小说创作特色,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其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承载。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新写实小说的凡俗深意

新写实小说的题材和内容就是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对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的重视是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体现的正是极具中国人性特色和心理模式的题材和内容,表现出对日常生存的整体性思考;小说主人公的＂琐碎之轻＂实为叙述者的＂生存之重＂;新写实小说对于日常生存的细致描摹体现的绝非抱怨和逃离,而是理解与思考;新写实小说的＂零度情感＂深深饱含着对一个个普通生命的温暖和爱意,对一段段平凡人生的理解与尊重,所展现的生活之庸碌恰恰充满着文学应有的真实和厚重,引导读者正视平凡的生活,直面庸碌的人生。     

《尘埃落定》中人物形象的对比象征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部具有浓郁寓言意味的小说,文本中作家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傻子二少爷,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味。傻子二少爷是个文化亡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旁观者,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叙述者或艺术形象;翁波意西是傻子的另一半化身,他的存在和傻子构成了两极对照:智慧与痴傻的对比和转换。两个卓玛的映衬,象征了女性社会化的挣扎生存状态;两个塔娜象征了精神自由的两极追求。成对的对比与映衬,既是无意也是有意,构成了阿来对于社会、人性、人生追求的多角度思考。     

阿来原乡人寻根之路的生态折射

故乡赋予了阿来原乡人的身份与角色.揭去神秘,平淡而真实地记述西藏,是阿来作为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努力.从歌颂、反思到寻找和谐,阿来作品展示了一条清晰的寻根轨迹.通过人文地理的观照与审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层次、多角度剖析,表达了阿来自觉生态创作的理性思考.     

论三言二拍中“梦”的形态与艺术功能

本文以三言二拍中涉及梦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占梦对小说情节结构的影响,并讨论因思成梦对小说刻画人物和叙事手法的贡献。此外,与唐人小说对类似题材的处理相比,三言二拍中记梦小说所表现的人生态度和思考具有世俗化、谐趣化的特点,对民间趣味的追求取代了讽世意味和深刻的人生慨叹。     

阿来的“探路”情结

阿来作品中大量凸现“路”意象,有迷失与寻找、人生之路的多样、文化更迭与传承和异质文明前的失落等.充分表明阿来在面对多重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有意识地对人生、文化、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展开思考,并在调适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传统承继等方面都进行了“路”的探索,这种“探路”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当代藏族作家的心声.     

《身份》:对于自我的寻找

小说《身份》发表于1996年,是米兰·昆德拉移居法国后“遗忘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小说里,昆德拉借一对情人迷失彼此身分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于存在的思考。这种思考主要集中在人的自我意识上,即人如何认识真正的自我,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之思是在他人之镜、自身之谜、及爱情归属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他人:存在的镜子后结构主义者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的。“镜子理论”表征了人存在的本质: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人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他自己。在昆德拉的小…     

《人生》距离悲剧经典有多远——从高加林的人生“悲剧”看路遥创作的局限性

《人生》作为八十年代之初的畅销书，时过境迁后能否成为经典作品？仔细阅读作品，发现《人生》在心理描写、爱的本质、身份使命的思考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路遥与同时期作家高晓声、与现实主义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作家米兰·昆德拉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历史和现实中触摸荒诞——于晓威小说的哲学解读

于晓威是有着悲剧意识的当代小说家,其创作一直体现着对人、人生、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荒诞”是其小说创作的核心性词语。他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审视中发现了荒诞的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可以说,荒诞既是他创作的起因,也是他探索的结论。对处于荒诞中的人的叙写凸显出生命、生存的价值,也使得小说避免了单纯的悲感而彰显出人生的意义。探索的激情促使他不断将艺术的触角延伸至生活的深处,表现出一个作家清醒的理性。     

方方笔下的两种人生

方方在“新写实”的热潮中崛起于中国文坛.在“新写实”的喧嚣之后,在作者、读者及批评家的激动与亢奋过去之后,我们有必要再次梳理和审视方方笔下的人生.纵观方方小说所反映的人生,我们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沉重而深邃的人生人生之沉重,在于其丰富的生活蕴含及其触发的沉潜的人生思考;人生之深邃,在于作品深入而透彻的人生透视和对人的生存的哲理探寻.我们在方方的《风景》、《祖父在我心中》、《桃花灿灿》等小说中,不难看到这种人生.     

论阿来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象

本文通过解读阿来小说中的几个主要意象“白色”、“梦”、“尘埃”等 ,剖析了阿来小说诗意叙事的艺术结构。认为阿来小说中的意象传达出梦幻一般的意味 ,充满了对人性、生存的叩问     

简析马卡宁的中篇小说《豁口》

俄罗斯著名作家马卡宁199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豁口》,以寓言和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哲理性思考。小说中充满着"世纪末"情绪下的虚无和荒诞,作者挖掘了在这样的氛围中人的存在状态,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在"自由"中的阵痛和选择,他们与"恶"的对抗,以及他们在集体异化中的自我救赎和对个性的维持,小说散发着人性之光,体现了作者在内在经验参照下对剧烈变动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准确观照和省思。     

文学想象中的现代人生图景——对1917-1949中国现代小说人的主题的考察

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重要贡献是它对人的主题的诠释。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对人性的启蒙为现代小说人的主题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五四小说书写的是觉醒的人生图景。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展示的是复杂社会各式人生图画。人的主题使得中国现代小说成为最有魅力的文学现象。     

对郁达夫、萧红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干将与从东北作家群走出的萧红不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各自的小说创作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坎坷困苦的人生经历使得两位作家都将小说创作的视点集中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方面;他们都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小说创作也都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鲁迅的政治观与文艺观的影响;他们在小说创作上具有相似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艺术表现上也都具有散文化、抒情化和绘画化的特征。他们的前期小说创作都得到了进步作家的肯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位作家依照自身对人生的理解进行的创作却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否定。     

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尝试 ——评马笑泉《迷城》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场小说热,马笑泉近作《迷城》也以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与此前官场小说叙事逐渐固化的“成长叙事”“官场探微”“腐败揭秘”等叙事模式相比,《迷城》之叙事有较新的突破,其主要表现在马笑泉将官场叙事的情节置于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上,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影响相结合。《迷城》之叙事,不仅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小说叙事的根底更为雄厚,而且还改变了已有官场小说叙事模式的单一化局面,兼容了更为广阔的思想与人生之“思”,实现了“官场”与“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链接,为后续官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范式。     

回望故国心自忧——试论瞿秋白《饿乡纪程》中的忧患意识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现实人生、社会现状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瞿秋白的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来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往往是忧世之思的大忧患,与其不同,瞿秋白散文集《饿乡纪程》中表现的是个人之忧的小忧患向忧世之思的大忧患的转化。     

论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对人生境遇的探讨，是庄子哲学的主要内容。对如何超越人的有限存在以实现与无限之“道”的合一、如何摆脱人生的各种桎梏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境等问题的思考，构成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     

存在主义的“诗”之“思”——论作为象征剧的《雷雨》

在存在主义视阈中,艺术通过象征的召唤进入"诗"之"思"。从这样的思路来把握《雷雨》不失为一种新的诠释途径。首先,在《雷雨》中作者从"情欲"——伦理叙事角度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把握,体现的是"诗"(象征之艺)中蕴涵的"思"(生命之惑)。其次,《雷雨》在诗学层面建构了超现实的梦幻形态,一方面表现了生命存在感与艺术创作观的内在统一性,同时又以有限的存在方式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表达了对生命存在近乎寓言式的思考。其三,作为一种悲剧范本,《雷雨》的悲剧性象征的能指层面由"周公馆"和"雷雨"组合为一个象征性时空秩序体,曹禺从中体察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以及生存性焦虑,将自我的存在体验上升为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