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兹卡族谱》：语言的乡愁

湘西作家黄青松的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延续了20世纪湖湘文学谱系从沈从文到韩少功作品中关于现代性文明与乡土世界关系的思考,以作为花桥世界存在意义符号的世俗/神性语言为镜,反思一元化、本质化的现代性文明。作者不仅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呈现出毕兹卡族人的“名堂经”话语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哲学,同时更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和困局,进一步审视了近代以来国人所面临的“走出乡土”的时代命题。     

书写一种“个别文化”——评黄青松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

黄青松的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书写的是一种特殊的“个别文化”。小说不仅呈现出毕兹卡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将故事讲述与作者阐释同时在文本中展开,以一种综合的形式试探文学写作的限度。《毕兹卡族谱》在处理少数民族生存经验的“常”与“变”主题时,既显示出黄青松的文化自觉,也清晰地标识出这一题材的写作症候。     

都市围城中的望乡写作——评黄青松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

《毕兹卡族谱》立足于少数族裔的文化和知识,于地方性的经验中发现了与主流叙述不同的文学风景。以自鸣钟进入花桥所造成的时间秩序的改写为标志,跳跃性的“文化生成的片段”获得了一种逻辑性重组的可能。作者在花桥中寄寓了某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但需要警醒的是,恰恰是城市经验照亮了作者的花桥记忆。作者基于“原乡情结”的写作,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异质性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则因为对故乡的认同,而对未来缺少建设性的思考。     

试论《日出》创作的心理定势——读《日出·跋》

本文从曹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和理性思考与一些作家和作品所谓“潜在灵感型的创作心理定势”以及《日出》与《雷雨》的对比分析中,揭示了《日出》创作心理定势的第一个特色——深层的理性自觉和社会使命感;通过对《日出》的艺术分析,论证了其创作心理定势的第二个特色——作家对戏剧审美理想的执着追求。     

真,“真实的圈子”—真实律——鲁迅美学思想学习札记(一)

卡泰耶夫的《七色花》以它真实美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世界读者.一篇咋看不起眼的小作品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奥妙就在那个“真”字上.与卡泰耶夫一样,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兼美学评论家)无一例外将“真”作为艺术创作和审美批评的第一要素.曹雪芹之创作《红楼梦》,“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     

文化场域中的“占位”与“雅趣”生产研究——以塞林格及其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本文引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分析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作家的艺术立场,阐明作家塞林格通过在文化场中“占位”和“区隔”,将自身艺术创作列入高雅文化,同时进行艺术审美的“雅趣”生产,最终说明其艺术立场的实质是为了在文化场中获得合法地位,以期积累相应的各种资本。     

《爱妻》:文学异托邦与智能时代的精神探索

智能时代的文学创意已成时代命题。香港作家董启章小说《爱妻》立足未来，形塑“局外人”“双性人”“AI人”系列群像，重视文学精神价值、再勘哲学伦理内核，开辟文学“异托邦”。作品理性精神与人文思考的互融彰显出文学由启蒙性、现代性的追问到全球化、智能化的省思，为当下及未来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可鉴之径。     

壁画《松江万古流》的艺术特色

壁画《松江万古流》是当代著名画家贾涤非先生为吉林市博物馆重新创作的大型壁画,作品以吉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为背景,展现了吉林市从远古渔猎农耕时代到近代工业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对该作品进行由创作背景、题材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的鉴赏与分析,进而展现出植根于地域文化的艺术创作的巨大生命力.     

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其文化指向——关于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特征的探讨

文学世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在理论或创作上往往表现出家学传承的特点,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在曲学方面的家学传承就是这种特点的体现。从沈璟的《南词全谱》到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再到沈时栋的《古今词选》,沈氏文学世家在曲学方面的家学传承经历了两个阶段,并成为一种文化指向扩展到沈氏作家的词曲创作中。这些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文学世家在文化意涵上与文学流派的不同之处即文学上的某种家族文化特征。     

艺术感知的深化——谈陆文夫对《门铃》的修改

作家对客观事物认识与艺术感知的不断深化,反映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为对作品的修改这一阶段。因而,从作家对作品的修改中,可以了解到作家从初稿到定稿之间的认识与艺术感知是如何在不断深化的。陆文夫的《门铃》的几个未定稿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一位作家的“修改”这一创作过程的条件。《门铃》,基本成形的有三稿,写了一半就放下另写的有四稿,开头部分写了有十二稿。陆文夫是怎样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也就是说,他在创作     

论《白门柳》的文化批判意识

《白门柳》的思想基点、思维构架、主要人物选择和艺术描写侧重面 ,都显示出文化批判的主体意识 ,使作品在主题层次、人物内涵、美学品性、思维优势整合度诸方面 ,充分发挥出与时代理性相匹配的文化认知可能性 ,从而推进了 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领域的创作思想和精神深度。但作家情感心理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不彻底性     

“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阿Q正传》喜剧性审美方式新探

文章认为:从鲁迅观照悲剧人生题材的艺术视角和小说的情节构成、艺术描写等艺术传达方式考察,作为艺术品的《阿Q正传》,体现出鲁迅喜剧性的审美方式.进而,文章结合鲁迅创作的理性精神——否定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思想,与阿Q形象的喜剧性人生内涵——民族文化心理的病变内质,论证《阿Q正传》喜剧性审美方式的深层意蕴:以喜剧性审美方式,撕破了阿Q及阿Q式民族文化心理的荒诞性,送入历史的“坟墓”.鲁迅喜剧性审美方式,在艺术创作领域所完成的,是将老旧时代的思想“丑角”置于历史的“坟墓”的世纪性变革.     

从《废都》的得失谈文学与政治文化

主张疏离政治、远离生活的作家理论家中有一种隔膜于世界文化进程的误解,总认为文学与政治、文艺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一种“中国特色”;其实,在当今经济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度里,健全的理性对政治与文学、政治与文艺理论,依然保持着一种正常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疏离政治的心绪妨碍了贾平凹在进行都市政治文化小说创作时艺术才华的正确、正常的发挥,《废都》中政治批判激情与性的病态狂热的游离,反映了作家还没有把握住心灵化的社会公民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作家只有伴随着政治的进步而进步,真正在政治上具有开放的心态与心智,才可能创作出时代的、史诗式的传世之作来。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想象

作家是要通过想象去把握世界表现世界的,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杰出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雨果则以为“莎士比亚首先是想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想象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实占有不可估量的地位,可以说,没有想象,就不可能进入创作.朱自清散文的生命力就在想象力丰富,在《文艺的真实性》一文中,他说:“想象在创作中第一重要”.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他十分强调“神思”:“所谓神思,所谓玄想之兴味,所谓潜思,我认为只是三位一体,只是大规模的心的旅行”.而“心的旅行”又是无限“自由”的:“心尽可以旅行到未曾凝结的星云里,到大爬虫的中生代,到类人猿的脑筋里”;而且“又不以表面的物质世界为限”,可以到“电子世界”,“精神世界”,“数学世界,“伦理的世界”,“道德的世界”.他就常常借助想象的翅膀,进行审美创造,使被描写对象跃出纸面,熠熠生辉,透出一股活灵灵生气.这种丰富的想象,绝不是凭空飞来的,而是基于对描写对象的入微观察和细致的体验.他说:     

《儒林外史》: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

本文从中外作家的气质类型及吴敬梓的创作经历的考察入手，提出吴敬梓是一位理性型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也因此成为理性型的小说。其理性化的特色既表现为思考的深刻性、人生主题的普遍意义，还表现在作者以“常醒的理解力”借助形象传达理性内容，具体说来，它呈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结构的完整性，二是人物统一于主题，三是细节和语言的理性色彩。无论是结构、人物，还是细节和语言，都清晰地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结果。但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性并没有损害艺术形象，而是灌注着“生气的情感”，这就使作品既具理性特色，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品     

谈中国花鸟画的寓情于景

王国维说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两个重要方面:“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以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态度言。”(《文学小言》)这就说明了艺术创作是创作客体与创作主体相统一的过程。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但是“情”往往是通过“景”来表现的,这艺术之“情”并非抽象表达,总要借助于一定的“景”来体现。否则,也就不称其为艺术。从艺术创作的过程来看,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在特定的条件下,受到某一客     

“席勒式”试谈

“席勒式”,是马克思1859年论及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时首先提出的。它涉及艺术创作中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生活、艺术特征等一系列原则问题,因而,历来就受到普遍的关注。本文试图就“席勒式”的本质及其根源,它与席勒创作的关系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歌德的地质学研究对《浮士德》创作的影响

德国的歌德,人们都知道他是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却很少知道他在生物学、解剖学、光学、气象学和地质学上都有较深的造诣。他的代表作《浮士德》,不仅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面貌,同时也表现了他研究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世界观。可以说,这部巨著把他几十年中所体验到的科学上的“概念真理”和艺术上的“形象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我们研究这部巨著,不仅可以得到优美的艺术感受,而且可以看出一位具有时代影响的伟大作家的成长过程,和科学研究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由于这部著作结构庞大,内容复杂,涉及自然科学的面很广,不便一一列举,本文只打算讨论歌德在地质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其创作《浮士德》的影响。     

《虹》的人物和艺术

本文是从人物和艺术两方面考虑研究矛盾的长篇小说《虹》。论文以“时代女性”梅行素“往前冲”、“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为中心,描述分析了她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发展轨迹。论文对《虹》诸多艺术特点作了认真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简明地概括了《虹》在文学史和作家创作道路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