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非的《孤愤》看儒法斗争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孤愤》是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讨伐没落奴隶主贵族及其钻进封建政权内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一篇战斗檄文。在《孤愤》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与钻进新政权内部来的那些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不可两存之仇”,是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思想,在韩非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他的《五蠹》就明确提出儒法之争是“不可两立”的;儒法两家是“不相容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郑涵同志《试论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及其政治意义》—文对拙作《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提出商榷。郑文的主要意思(一)认为在“夷之蒐”以前,晋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大为削弱,而异姓的新贵族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之赵盾的“常法”以及“宣子之刑”就是为新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二)晋之六卿同为新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所以赵鞅与范中行氏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无关。(三)春秋战国间对于范、中行氏的舆论——孔墨等对范、中行氏的     

执行法治路线的一项决策——谈韩非的《孤愤》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杰出的代表。他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在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儒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决捍卫和发展了前期法家变法革新的理论,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法治路线。与此相适应,他还提出了一条使法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这是战胜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夺取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执行法治路线的一项决策。韩非的《孤愤》,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批判了奴隶主贵族以世卿世禄制为核心的“任人唯亲”路线,系统阐明了新兴地主阶级“任人唯贤”的进步理论。     

春秋战国史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本文论证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春秋时期诸侯国改革的性质，认为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是在维护旧制度前提下所作的改良，主要目的是调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平民与奴隶的统治；二、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途径问题，本文对史学界流行的“两种途径论”，即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两条道路的论点提出异议，认为无论三晋田齐或秦楚燕都是走的同一条革命道路，只是表现形式和成败不一而已；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斗争，这是本文首次提出的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认为最早一批代表封建地主阶段掌权的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旧阵容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化贵族”，随着土地买卖和私营工商业、高利贷的兴起，从社会底层分化出来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阶层，他们的代表提出了“等赋”、“尚贤”、“仁政”等口号，要求实行权利的再分配，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的社会基础。     

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一、春秋时期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壮大,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对于这种奴隶制度“礼坏乐崩”的新形势,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无不拍手叫好;可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老二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妄图挽救摇     

如何看待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目前论述《红楼梦》的书里,大都有这样的论断:《红楼梦》“歌颂地主阶级中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 (《辞海·文学分册》)”,《红楼梦》“对于叛逆的贵族青年和勇于反抗的奴隶深情地予以赞美”(华东师大《大学语文》。八三年版),《红楼梦》“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上述“叛逆的贵族青年”指的就是贾宝玉,里面的“歌颂”,“赞美”主要指《红楼梦》作者对贾宝玉的歌颂、赞美,但其中多少包含着今人对贾宝玉所持的态度。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一书的实际?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探讨。     

这是一场反复辟的斗争——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政权,但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还依然存在,他们时刻梦想夺回已失去的天堂。以王绾和淳于越为首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向刚刚建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秦王朝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主张恢复奴隶主阶级的土地分封制,叫嚣“师不能古而长久者,非所闻也”。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反动知识分子,也打着办“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造谣生事,大造复     

评吴起的军事思想

吴起(?——公元前三八一年),战国时期卫国人,先后在鲁、魏、楚等国做过官,战国初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军事家。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吴起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积极支持和参加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在魏国期间,他协助李悝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尽地力”,“善平籴”等经济政策,发展了封建经济,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     

春秋战国史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本文论证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春秋时期诸侯国改革的性质,认为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是在维护旧制度前提下所作的改良,主要目的是调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平民与奴隶的统治;二、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途径问题,本文对史学界流行的“两种途径论”,即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两条道路的论点提出异议,认为无论三晋田齐或秦楚燕都是走的同一条革命道路,只是表现形式和成败不一而已;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斗争,这是本文首次提出的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认为最早一批代表封建地主阶段掌权的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旧阵容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化费族”,随着土地买卖和私营工商业、高利贷的兴起,从社会底层分化出来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阶层,他们的代表提出了“等赋”、“尚贤”、“仁政”等口号,要求实行权利的再分配,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     

韩非《定法》译注

《定法》是韩非集中的阐明法治理论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地吸收了前期法家申不害、商鞅的政治主张。着重强调了“法”的重要性和“法”“术”结合的必要性,具体分析了“法”、“术”分家的弊病、韩非指出申不害虽然对晋国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和法令实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没有抓住改革与反改革的路线斗争实质,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法治措施来贯彻韩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和法令,而去专讲用人之术,着眼于清洗几个奸臣,致使改革失败。在这篇文章里,韩非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给于高度的评价。对商鞅采取的每一项法治措施都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同时也指出商鞅忽视了“知奸”之术,没有采取一套保证法治路线贯彻到底的策略措施,致使暗藏的奴隶主贵族乘机窃取了变法革新的胜利果实。韩非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主阶级复辟的需要出发,吸取了法家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法”“术”二者“不可一无”的政治主张,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韩非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法治理论,有镇压农民阶级的一面,他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反对奴隶制复辟中的决定作用,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地主阶级头子身上,这是他阶级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先秦法治思想的总结——读韩非的《定法》和《难势》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和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围绕实行“法治”还是“礼治”,即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是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大搏斗。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以同儒家的“礼治”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了前辈法家的法治主张和法治实践,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他的《定法》和《难势》,在总结前期法家的法     

读韩非的《定法》篇——兼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当时,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给黑暗、腐朽的奴隶主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整个社会在大动荡,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这是一个旧事物死亡,新事物诞生的大革命年代。在千百万奴隶奋起造反的革命洪流中,代表新生产关系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它公开向奴隶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这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表现为儒法两家的论争。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思想。“法治”与“礼治”的斗争是儒法斗争的焦点。“礼治”就是奴隶主专政。“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集中地反映了奴隶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奴隶主贵族享有一切特权,代代做官,荣华富贵;而广大奴隶只是被作     

“生于末世运偏消”——从《红楼梦》看孔孟之道的破产

《红楼梦》描写的是以贾府为首的封建贵族“四大家族”的衰亡史,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残酷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展示了封建贵族家庭的无可挽回的没落和崩溃,揭示了孔孟之道挽救不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贾府里的大观园,是在“体仁沐德”的招牌下建造的。别看它表面上是那样“峥嵘轩     

《商君书·外内》注译

《外内》是《商君书》中反映“农战”思想的一篇文章。所谓“外”就是国家用“赏则必多,威则必严”,禁止孔孟之道的办法,促使人民为新兴地主阶级国家对外(战国时期,秦国对其它诸侯国)的战争效力;所谓“内”,就是国家用提高粮食价格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人民在国内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国富兵强,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目的。商鞅在本文中采取的办法,是对奴隶主贵族、工商奴隶主以及为其服务的孔孟之道的严重打击,对于促进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鞅的农战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进步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深深打上地主阶级烙印。所以,对于劳动人民也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本文中的“威必严”很明显的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同时商鞅对于如何发展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商业以促进农业发展只字未提,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汉郊庙歌评价商榷

汉乐府中的《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由于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安世房中歌》用之祖庙,《郊祀歌》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庙),多侈陈乐舞声歌之盛,且非天子不得使用,因而被扣上了一顶“贵族乐府”的帽子.因此,就有人认为,“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份亦少”.①解放后流行的文学史很少尊重它们应享的历史地位,一些研究汉     

论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登台而由法家提出并实行的重要经济政策,至秦汉时更有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采用。它是新兴地主阶级用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向没落奴隶主贵族展开斗争的强有力的措施。它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产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在当前不断深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正确评价这一政策,对于批判林彪攻击法家的反动谬论,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始皇评价问题上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年——公元前二一○年)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正当我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后期。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已经基本战胜了奴隶主阶级,在各个诸侯国都已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政权,封建制度已经取代了奴隶制度。但是,由于封建制度刚刚确立,经济基础还不巩固,上层建筑还有待逐步完善,而奴隶制的残余仍然严重存在,奴隶主贵族在各个诸侯国仍然有着很大的势力,因此,社会上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直都在激烈地进行着,反动的儒家学派拼命鼓吹“法先王”,主张分封制,就是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同     

孔丘和林彪都是反革命别动队的头子

春秋末年,新的封建制在兴起,腐朽的奴隶制在没落,政权、财权、文权日益落在新兴地主阶级手里,不少奴隶主贵族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以至沦为奴隶。社会突飞猛进。大动荡的浪潮冲击了孔丘一家。他的祖先是宋国的大奴隶主贵族,他曾祖父因内乱逃到鲁国,父亲在鲁国做大夫,到孔丘就没落了。孔丘三岁丧父,家境贫困,不得不干一些被奴隶主认为下贱的工作以糊口。孔丘自幼怀念其祖先的“富贵”,仇视当时的社会大变革。孔丘对那把他和他的阶级弄得国破家亡的奴隶、平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顽固地坚持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一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     

贾宝玉反封建了吗?

贾宝玉并不是封建社会的叛逆,他并没有反封建,他实质是一个“回头准浪子”的形象,是一个由贵族之家的“准浪子”向“仕途经济”“正路”转变的青年形象。在他身上,有作者曹雪芹自己的影子,有脂砚等人的影子,有封建社会中一大批贵族子弟(或准贵族子弟)的影子,甚至有当今社会中不少青年的影子。     

鼓吹“忠奸矛盾”的实质是抹煞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怎样认识我国北宋末年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什么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评论《水浒》、分析宋江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过去一些评论,把宋江吹捧成农民起义英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开了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混淆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同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之间的界限。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