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论儒家对现代化的调适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该文侧重讨论儒家的调适。对儒家调适的阶段、动因、方式、方向和前景作了分析。该文以“现代化共识”的形成和“新儒家”的诞生为界,区分了儒家调适的早期和晚期,认为“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论毛泽东的文化观

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可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省察的历史。思想界的每一次振荡,无不关切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如何对待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人们论争的热点。“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于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等各种文化纲领纷纷出笼。虽然这些方案各自都含有某些可取的因素,但它们又因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对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和外国的种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科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内在创造性转化”还是“外在批判性重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宏观考察

“内在创造性转化”还是“外在批判性重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宏观考察衣俊卿一、问题的提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或表现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之中的命运问题，在近一个世纪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中国文化人或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这并不是学界的某种...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的和谐人格构建

"现代性"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同时带来了人的分裂和异化,也因此产生了和谐人格的构建吁求。西方"和谐人格"思想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和谐人格塑型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人现实人格发展的理想目标;中国人"和谐人格"的构建需要在中西现代性语境比较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展开。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

古代中国文学在维新变法前后向现代文学开始全面转换,其前提是世界文学的背景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不只是单一的文学作品而是全方位的:创作主体的现代化是关键所在,文学观念更新先行或并行于创作实践,创作实绩乃文学现代性的复杂载体,四大文体组成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转换的重要维度,而中体西用则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中国话语与中国学术(系列笔谈之文学篇)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言学转向"这个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当时人们的理解是,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存在哲学关注的"生命经验"转向了语言符号本身。但由于种种历史的与学理的原因,对它的批判与否定是远远大于阐释与接受的。如果说它有所收获,那也主要局限在对此半通不通的文学界,如当时的先锋派作家就是从这里获得了进行语言试验与虚构游戏的理论基础。在时光流逝了近二十年以后,重温"语言学转向"是意味深长的。它决不仅仅是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变化,更意味着西方哲学在现代语境中一个基础性的迁移。西方哲学最重要的传统学术对象有二:一是唯物论看重的客观世界,二是唯心论看重的主观世界。前者的理念是"存在决定意识",后者的深层结构是"意识决定存在"。哲学史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讲得就是这两个基础之间的一次转换。从此以后,哲学研究不再围绕着传统的客观世界、而是开始围绕着主体自身旋转。这个旋转一直延续到西方现代哲学史,它的关键词也由康德的意识-心理机能转变为人的潜意识、无意识、原始本能,等等。"语言学转向"与此不同,它在存在与意识之外提出了另一个具有本体论性质的范畴,这就是既不同于客观物质也不同于主体机能的文化符号。以人类创造的文化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十种矛盾“心结”

多样、善变、纠结、冲突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特征,其中有十种基本的矛盾心态: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对撞冲突,中学与西学的两难选择;新与旧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垒,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战;学理与技术的无所适从,人文与科技的难以兼顾;对国家民族、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与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的追求交织于胸中;对理性精神、逻辑思维、科学思辨的推崇与对情感、感性与肉欲的呼唤并存于心间;对国家现状国民精神状态的忧患与对民族前途赶超前景的乐观均呈脑海;摇摆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治学与问政、"谈文艺"与"谈政治"的对立中走着"歧路";纠结于知识与财富两种价值,在道义与功利、清高与"言利"、守护学术与追求财富之间游走人生;徘徊于启蒙者与被改造对象两种角色,在改造国民与改造自己之间无所依凭;困惑于批判性与建构性、传统价值的批判与现代意义的重建两种使命,在破与立、批判与重建、解构与建构之间陷于迷茫。     

论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

文化冲突是政治冲突的先导。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解决这两对矛盾就成了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在近代长达百年的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回答并解决了这两对矛盾，提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这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