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建公共话语的努力。这种公共话语,既是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更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还是二元化的,只有"五四"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才是一元的、彻底的。依托这种公共话语,文学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具有公共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才是可能的。     

欧化问题的再思考

文化的交流必然导致语言的互动。中国文学得益于欧化,中国语言更是如此。"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现代汉语构建了一个雏形,发展至今,现代汉语已日臻完善,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语词汇、语法和表达法的借鉴。然而,汉语的欧化必须控制在汉语可容性机制之内,否则将会导致恶性欧化,污染祖国语言,影响国计民生。     

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在晚清发生现代转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与国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西学东渐后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以及文学自身文体变革等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思想导致文学救国论产生,使文学批评功能发生改变;西学东渐后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良好的中西学视野结构;文学文体变革导致文学批评文体变革,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虽有动机上的相近之处,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出现了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的自觉性更强,也更注重文学自身的特征.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心理化”,“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新小说意识形态性观念的近现代建构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学观念的建构始于晚清,完成于"五四"时期。晚清黄遵宪、康有为、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鼓吹小说改良工具论,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意识形态性叙事的理论基础。"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作家分别从理论倡导和写作实践两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品格,使现代小说不仅成为塑造中国人品格的重要文化活动,也成为凝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意识形态。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欧化汉语在老舍作品中的体现

欧化汉语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欧化汉语的出现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同时它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起到了推动作用。鉴于欧化汉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对欧化汉语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写作的转型,和从老舍作品中欧化汉语语言运用的角度,来探讨欧化汉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晚清至五四时期诗文中的“魏晋风度”及侠士风

本文按照时间的流程,以晚清风云变化为线索,对晚清及"五四"一代的文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晚清充满"侠士气"的诗人与"五四"散文作了较系统的探讨.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老舍文化身份与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及其汉语写作的多重价值取向

学界关于老舍的写作代表着现代汉语民族化方向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老舍的文化身份与文学观念十分复杂,这决定了其汉语写作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是单一的.北京下层平民社会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汉语写作贴近民间,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精英知识分子,一个能够用双语写作的小说家,他的汉语写作也具有明显的欧化、雅化、审美化倾向."民族化"、"通俗化"只是其文学追求的比较显在的方面.在老舍文学观的深层,有着强烈的反对功利化、注重文学自身审美功能的倾向,这使得他在为配合抗战,利用民间形式进行写作时,时常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学追求而产生不安与焦虑.     

论晚清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

晚清政治小说多采用寓言式的开头和讲述未来的叙事形式,建构一个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立完政体,实现了富国强兵.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它开启了黄,白对立的种族冲突主题模式,体现出清末社会浮蹂狂暴的气质氛围与狭隘、自大的民族主义心理,展示了国人因屈辱与落后而形成的的叛逆心态和超越西方列强的梦想.晚清政治小说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乃至天下大同,它承载了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的救国强国之思,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意识深处传统、顽固的"天下"观念,折射出的是对腐朽落后的中国现实处境的强烈不满.     

晚清小说的“未来想象”与民族主义思潮

晚清"乌托邦小说"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适应了中国人在当时构建民族国家的需求,其中包含了知识分子渴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知识分子也在文学世界当中,通过多维视角和多层次对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进行了描绘,丰富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含义。晚清小说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经由报刊传播和小说的阅读而进入大众之中,在推动民族主义从思想形态演变为社会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     

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新文学影响深远,晚清至民初真正打破群与国的局限、将个人的独异价值凸现出来的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结合则来自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同年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出现。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五四"一代作家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使新文学呈现出自我表现的特点。同时"五四"初期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形成二位一体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发生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发现、个人意志和自我实现所带给作家的情感经历是从乐观、浪漫到苦闷、彷徨。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

晚清时期,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受翻译小说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了对小说的文学观念,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在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类型、形象塑造、人物刻画、叙事模式以及汉语白话语言等方面显现了文学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翻译小说催生了中国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转义性认同:论胡适的谴责小说解释策略

胡适是五四时期比较重视新文学范式兴起的本土条件的知识分子.他对<儒林外史>与谴责小说的性质与关系的解释,为理解五四的文学进化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证.但他对<儒林外史>的"孔孟教训"与谴责小说的"改革"、"反省"的认同,本身是通过某种意义的转换完成的.胡适将话语从其历史语境中分离,并在新的语境中创造了意义的"趋同性".这反映了他整合现代与传统资源的特殊策略,一方面突出本土历史的变迁与传承,另一方面又依赖科学主义与传统("道")的对立预设.语境的迁移在解释学上恰与晚清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思想形成逆转,胡适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策略确立了现代知识分子作为独立解释主体的地位.     

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运用社会分析和比较方法,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梳理这两个历史阶段文学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凸显它们的不同特点、优长与局限,并为建构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观提供借鉴.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这种影响却是曲折的、复杂的."五四"时期这两种文学观缺乏晚清两大文学观的纯粹性,它们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因而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顺利并取得很大成功,或者说,使白话代文言成为国人的主要言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体,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它占据了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晚清白话文的发展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做了大量的铺垫;二是由清末与民初两个不同体制的政府推出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三是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不断尝试创新,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使得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而发生了思想革命以至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