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甘宁青羊毛业述论

西北的甘宁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牧养着大量的羊，出产着大量的羊毛。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各地羊毛的产量、质量、种类有所不同。近代以来，在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毛毯业对羊毛的大量需求、而国内毛纺企业对羊毛的加工和利用能力十分有限双重因素的推动下，甘宁青地区羊毛开始大量出口。由于甘宁青地区地处偏远，因此围绕近代羊毛出口的地方市场依然是“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不便的交通，又使甘宁青的羊毛运输独具特色。     

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

歇家作为近代青海地区特有的民族中间商,在西北商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洋行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经初步探讨,歇家早在洋行进入之前就已活跃在青藏地区,洋行没有使歇家买办化,二者只是特定时空中的商业合作伙伴,歇家的衰落与洋行也无直接联系,青海地方官僚资本的商业垄断才是歇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歇家曾与洋行合作过就否定其在近代西北民族商贸中的重要地位。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

羊毛出口所得是我国近代西北地区农牧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当时,西北羊毛主要销往美国,而天津是出口量最大且比较稳定的口岸,西北羊毛从产地运至天津,其间交易程序、贸易路线和运输方式几经变更。影响西北羊毛出口的因素较多,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主要有国内外对羊毛的供需状况、税负增减、交通和贸易方式的变动等。羊毛出口贸易对促进近代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历史经验表明,西北地区要改变落后状况,求得经济发展,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还须依赖同中东部省区经济上的协调配合。     

‘歇家’考

<正> “歇家”,在清代青海社会经济生活的链条中,曾经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存在的时限、地域、社会经济功能、经营方式以及清廷和地方当局对“歇家”的政策等等,是西北民族贸易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章。历史有其自然的连续性,所以关于“歇家”的考察,也就不仅饶有历史兴味,而且对于观察和认识今天西北民族地区贸易中的若干特点,亦会有着某种有益的启示。     

近代西北皮毛贸易的发展状况与社会影响

近代西北皮毛贸易的发展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呈现曲线发展变化。在西北皮毛贸易发展过程中,来自外界的动力如天津开埠、近代交通的改善、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商洋行的引导等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近代西北皮毛贸易的开展,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产生了诸多变化,体现在市场、城镇化、民俗民风等多方面。     

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回商与京兰商路——以皮毛贸易为中心

皮毛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回商再度崛起,也使京兰商路在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其间,回商亦成为近代西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商路变迁和商人构成的变化是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重要内容.商人构成变化高度决定于特定商品的贸易状况的变化--如皮毛的贸易状况--也成了京兰商路和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特征.回商深入民族地区收购皮货等土特产品和售卖民族地区所需京广洋杂货等,不仅有助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直接促进了京兰商路本身市场体系的扩展.同时,京兰商路中重要商业城市的兴起,也与回商的商业活动紧密相关.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

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是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有"开肆"的功能,它们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因在文献中见之最多是"歇家",故将这类模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由于"客店"、"牙家"、"园亭"、"歇店"、"牙歇"等都有称为"歇家"的记载,故可把它们称之为"歇家"之异名.     

明清保歇制度初探——以县域"保歇"为中心

保歇制度曾盛行于明中期至清初,就县域"保歇"而言,是县衙与乡民之间的中间机构,是政府为了追征赋役和词讼审理的方便而设置的一种制度,在政府方面言其为保户,在乡民方面则言其为歇家,故合称为"保歇".保歇延伸出来的异名非常多,有"歇保"、"保家"、"保户"、"保识"、"里歇"、"安保"、"主户"等等,纷繁复杂.保歇的设置多以里为单位,政府赋予保歇的核心职责主要是追征赋役、拘禁里长或纳户、勾摄、拘提、引领所保里长到衙门赴比等;就乡民而言,歇家几乎成为了他们进城的桥梁,不管是应役、交纳赋税,还是进城贸易、打官司皆需经过歇家这个环节,使歇家成为了实际控制乡村的势力群体.     

甘青民族贸易中的歇家和刁郎子问题探析

活跃于甘青民族地区商贸活动中的歇家和刁郎子,在该地商贸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对于歇家和刁郎子相关的一些问题,则有着不同的说法和见解,如歇家的起源问题,歇家的性质问题,歇家与洋行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和评价歇家和刁郎子等。根据资料对于这些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探讨。     

西方近代以来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研究

西方学界关于民族及民族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多数学者认为,关于民族与民族理论的研究最早产生于西方,它是一种近代的现象,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尤为突出。要阐述西方近代以来学界关于民族及民族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首先要了解西方近代以来民族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方法思路。总结近代以来民族理论的发展历程发现,民族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工业化背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理论研究的方法大体而言经历了一个方法论上的转变：民族客体性一民族主体性一民族关系性。纵观西方近代以来民族理论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西方学界都涌现出大量的民族理论家,他们所代表的观点、思想和研究视角,为我们客观、历史地进一步研究和了解西方民族理论提供了学术资源和理论平台。     

藏边歇家研究

藏边歇家作为明清以来中国歇家群体中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歇家成分,兴起于明代日益扩大的族群贸易,兴盛于清代,余绪延及1950年代.以地域而言,藏边歇家可分为边内歇家与边外歇家.边内歇家因其赢利手段与营业内容可分为商歇家与粮歇家两种类型,在清朝的立法实践中,粮歇家为官歇家;商歇家则因报官与否,呈现出官歇家与私歇家的分野.边外歇家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安多藏区者称为“主人家”,在康藏者称“锅庄”.藏边歇家因起始营业范围及受政府管制、地域文化影响等不同,具有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历史命运.尽管如此,各藏边歇家借助于特殊的语言媒介机制,在藏边贸易、社会治理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藏边族际的互动与交流.类型各异,层次分明的藏边歇家,对于蠡测中国歇家的组织形式演变,具有重要的历史人类学意义.     

大力发展天津地毯工业

天津地毯行业现有15个企业,其中2个全民所有制企业,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4个工农联合企业。职工11,460人。固定资产净值2,580多万元。1980年,地毯总产量达到63万平米,占全国地毯总产量的1/5。出口换汇4,600万美元,占全国地毯换汇总额的1/3。天津地毯工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天津是我国西北地区毛畜产品的集散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北、华北、山东、河南等地羊毛总产量约为100万担,其中约有40％由天津收集和输出。天津地毯业就是凭借这样的有利条件发展起来的。天津地毯的织做技术是由北京传入的。约在十九世纪末,北京西门派(即打磨厂一带)官僚厂商侯继长首先在天津成立了三顺永、玉盛永、协立永等地毯厂。随之,北京东门派(即崇文门一带)在天津成立了义盛公、义聚恒、庆生恒等地毯厂。当时,天津地毯业共有工厂及作坊13家,织机398架。“永”字号地毯厂在天津占有很大优势。     

五十年来的近代新疆开发史研究综述

新疆的近代开发始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止,共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近代新疆的开发与近代西北的开发一样,历经清季、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个时期,而集中开发则大体发生在以下三个历史阶段：即新疆建省前后、清末新政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伴随着近代新疆开发的发生,近代新疆开发史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尤其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国民党政府由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确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要务,派出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考察,为开发西北作准备。１９３０年国民政府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     

1930年代西北考察家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1930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从政府到民间,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不断高涨。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下,大批的内地知识分子纷纷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游历,之后大量的西北的记述公之于世。在这些考察家的旅行记述中,西北的辉煌历史和广袤土地成为寄托民族感情的独特载体,西北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纳入具有共同情感与集体记忆的象征空间。在对西北异域的风俗人情等情况的真实描写和由衷赞美中,考察家们把西北和内地建构为国家的统一认识,完成从"他者"到"自我"的历史想象和国家建构。     

试析近代中国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对策——以天津为例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经济中心,其在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近代以来,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工商业中心,其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面对这一压力,天津企业突破传统经营思想和模式的束缚,树立国际竞争意识,抓牢产品质量,强调商标作用,找准市场定位,积极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论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及其运行机制

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意义是:政治社会化是他们对国家认同的条件、政治社会化是他们对政治制度认同的条件、政治社会化是他们对民族政策认同的条件、政治社会化是他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备条件.以政治进步带动和促进西北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不失为西北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路和途径.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初始政治教育"、"社会期望政治教育"和"社会发展政治教育"三个方面分别存在资源缺乏、起点低和水平低三个问题,推进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是建立西北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运行机制.这个机制包括政治动力机制、政治激励机制、政治整合机制和政治保障机制.     

论近代浔商的新儒商特征

近代浔商产生于具有坚实的丝绸经济基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承的浙北古镇南浔。他们利用上海开埠的商机 ,以经营湖丝出口外销致富 ,逐步转化成近代民族资本家。在浔商身上 ,既有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 ,又有思想开放、反帝爱国等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特点 ,他们是近代新儒商的典型代表群体。     

石狮纺织服装业出口转内销战略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纺织服装的出口大幅减少,当前我国纺织服装产业越来越依靠内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透露,目前,中国服装行业内,超过八成的外销企业都已经开始"出口转内销",石狮也有七成的企业开始"出口转内销"。但是出口转内销面临一系列问题,成功的案例不多,石狮市的纺织服装业有大约一半的产品出口,这些出口企业在转向国内市场时,同样是困难重重。在此对石狮市纺织服装业出口转内销应采取的战略进行了研究。     

1927—1937年知识分子开发西北的主张

近代以来 ,西北边疆成为社会各界争相注意的对象。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确定把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作为要务之一 ,一股“开发西北”的思潮悄然兴起。在 1 92 7— 1 93 7年的十年中 ,知识分子对于西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探讨研究 ,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其关于开发西北的诸多主张、种种设计层出不穷、不知凡几 ,其中不乏卓荦之识。一2 0世纪 2 0、3 0年代以来 ,知识分子积极关注着西北边疆地区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西北战略地位变化 ,参与开发西北活动的知识分子队伍日见壮大。西北研究社是当时创办最早的专门研究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