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一个历史悠久且被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则。文章探讨了关于“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几个基本问题：缔约国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下究竟是承担一种义务抑或是享有一种权利;在该原则的内部,缔约国的引渡和起诉义务是选择性还是顺序性;以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与普遍性管辖原则存在的联系和区别。在探析的基础上,指出“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普遍管辖,防止国际罪行“有罪不得罚”的现象的国际刑法重要原则。进而分析我国对该原则适用存在的几点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     

国际反恐中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现方式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强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成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宁的一大公害。为了形成全球性的反恐合作机制,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了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加强了国际间的司法协作。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法律传统的不同,对于引渡条约中规定的引渡义务和例外情况便有不同的解释,这赋予了或引渡或起诉这一原则在反恐大背景下新的含义,并引申出在引渡国际恐怖主义逃犯时是否适用例外性规定的争论。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讨论,从法律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引渡问题,尤其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现方式上。     

反恐：双重语境下的困惑与出路

夹杂在政治与法律双重语境之中的“反恐”斗争,面临着界定与应对方面的种种困惑。要解决这种种困惑,必须制定一个全面具体的反恐公约,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合理划定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矛头所向;必须在使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基础上完善“或引渡或起诉”规则,做到不枉不纵;必须在普遍遵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司法手段,加大国际执法力度。     

《北京公约》引渡条款之适用

为打击航空犯罪，《北京公约》更新了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引渡制度，尽可能地为惩治航空犯罪编织更加绵密的法网。《北京公约》中关于航空犯罪去政治化的努力与可引渡罪行的规则将会降低引渡航空犯罪行为人的困难程度，但仍会受制于国家主权对引渡的限制。《北京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及中外引渡条约表述虽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冲突，其微小差异可以通过解释及其他适当措施予以消解。作为引渡依据的中外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北京公约》的适用顺位应当根据条约与法律对具体事项的规定判定。中国应尽早与条约前置主义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修订已有的中外引渡条约，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的绝对不引渡本国国民改为“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并明文规定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关于引渡制度的几个问题

引渡是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国际合作，是国家之间刑事司法互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引渡制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普遍性国际公约对整个引渡加以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引渡主体、引渡客体、引渡的基本程序和法律依据以及关于“政治犯不引渡”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探讨。     

国际航空罪行管辖权的冲突及其变革——兼评《东京公约》管辖权条款的修订

《东京公约》确立了国际航空罪行管辖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原则以及并行管辖体制,这一制度直接肯定了对国际航空罪行行使管辖权的域外效力,并且避免了由于缺乏双边引渡条约而导致的引渡难题,但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在应对公约管辖权缺陷方面,主要国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这些主张存在一定的分歧。国际民航组织结合国际社会的实践以及各个国家的主张对《东京公约》中的有关罪行的管辖权进行了修订,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管辖权作出了相应的变革,这对未来应对航空领域的有关罪行具有积极意义。对此,我国应对公约的相关修订进行立法转化,以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从而有效地维护国际航空的安全和秩序。     

我国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运用与引渡立法的完善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的产物,是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引渡法》对于此项原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为了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顺利开展,在我国的《引渡法》中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应当是大势所趋。     

引渡之非常规替代措施合法性批判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但其在实践中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与惩治.伴随全球化和区域性刑事一体化发展起来的引渡的替代措施,简化、便捷了对犯罪嫌疑人的缉拿归案.但是,以绑架和诱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则由于其可能造成对他国国家主权及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等引渡基本原则的侵犯而在实践当中饱受争议.笔者试图从当前国际社会引渡制度的现状出发,简要概括非常规替代措施的内容与所谓的“理论依据”,进而对非常规替代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具体的批驳.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国际新情势的出现对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几点启示

引渡是国际司法合作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和国际犯罪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引渡制度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政治犯不引渡,双重归罪等原则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势,如恐怖主义、腐败犯罪日益猖獗等,传统的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面临国际新形势的挑战.因此出现了许多国际公约对传统引渡制度做出变通的规定,虽然还不至于完全颠覆传统引渡制度,但足以引起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如何对销售人员进行绩效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销售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销售人员已成为企业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如何加强销售人员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已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销售管理工作中,对销售人员的绩效管理又是重中之重.     

运用证伪思维审查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启动器,对于司法机关侦查与惩罚犯罪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被害人陈述真伪并存,必须严格审查。我国目前对于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审查其他证据相比不够严格与全面,容易使被害人陈述被轻信,导致错案。运用证伪思维这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可以更好地全面认清被害人陈述,并对促进我国被害人陈述制度的发展有益。     

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环境权是人的一项应有权利 ,当前 ,环境权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 ,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 ,这是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环境权要成为一项实有权利 ,还是前路漫漫。环境权与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 ,它们之间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所以 ,既不应把环境权与生存权对立起来 ,也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项权利     

浅析经络与气功对养生的影响

经络和气功是养生的两个重要方面,都对养生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因此,对经络与气功的研究,对于养生来说,具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为此,对经络与气功的各个方面及共同作用探析,将最终明确各个方面的影响。     

对小说《西游记》作者的再思考

小说《西游记》对舶来品龙王形象持贬斥态度,并多次质疑其"水神"的合法性。这种态度和质疑透露出作者可能是一位道士。孙悟空的本领是长生之妙道,种种现象表明这个道士来自于内丹派。内丹派常常采用春秋笔法来阐明自己的主张。     

浅论承揽合同与雇佣合同的区分规则

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作了专章规定,但对雇佣合同未予明确。根据传统理论,涉及不动产的雇佣合同,往往与承揽合同难以区分。《物权法(草案)》没有对我国的不动产范围明确规定。实践中,只有做到对涉及不动产的承揽与(雇佣)合同进行正确有效的判别,方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以一个具体案件为例,建立起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区分体系,并阐述了区分两类合同的实践意义。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