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天人合一”的不同形态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生态伦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家"有我"形态的"天人合一"以肯定天人之辨、人禽之辨为前提,但天人之辨、人禽之辨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的具体展开又要求人承担起对宇宙、自然界的责任。儒家认为,只有这样,人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它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道家"无我"形态的"天人合一"思想肯定其他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将它们视为与人平等的价值主体,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但可以和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主流理论展开对话,而且为整合当代生态伦理学诸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     

"天人合一"观的现代生态伦理价值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从整体论的原则出发,提供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构架和思维模式,放弃了近代机械自然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所蕴含的基本生态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生态理念惊人地相似,为构建中国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渊源和思想资料,进一步阐明了“天人合一”观的现实价值与作用。     

论集体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是在集体的劳动创造中发展起来的，因而集体主义就成为一种衡量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价值准则。基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两大伦理关系，处理（或调整）个人与集体、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和谐与协调，就成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代伦理价值原则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发展为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放眼世界，只有当全球各国和人民都能把集体主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准则自觉地放在第一位，人类才能真正最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地球”、“拯救地球”，从而拯救人类自身！     

论生态伦理对"主体"范畴的重构

生态论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是以对"主体"范畴的重构为逻辑起点的,其内容包括生态主体与现代理性的结合;道德规范与"生态语境"的嵌合,以及价值指向递进到生态整体的层面.同时,超越并不意味着抛弃而是在更宽广"意义框架"中的理解和定义,而这正集中体现在"主体"手段与意义间的模式转换上.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的生态伦理意蕴管窥

探讨了儒、道"天人合一"观在生态伦理问题上态度之异同:基于天地生人、万物一体这一共同的根本观念,在人合自然的实践路径上,道家以自然为基点,讲求遵道而行、顺应自然;儒家则主张发挥人的作用力改造自然、人化自然。儒、道还从伦理规范层面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要求,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借鉴。     

辨析生态伦理研究的三个误区

生态伦理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应用伦理,但现代生态伦理的研究存在着三个重要误区,即人的误区、逻辑误区、理论误区。其主要缺陷是过分强调自然权利而忽视人的实践本性。它的实质是一种反人道的观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区分开来,确立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关系,创造人的实践性主体内涵。     

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与现代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开创了西方伦理学的深刻变革。然而生态伦理学要得以确立,还必须寻找到自身的哲学依据。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把视野转向东方,对古代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表示出浓厚兴趣,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把天人合一观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前瞻而推崇备至。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生态环境危机面前人类的两难选择

在科学化、工业化迅速发展的２０世纪,生态环境危机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与此相应,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学两派观点的对峙。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是因为个人主义、群体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泛滥,恰恰背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科学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反过来生态环境危机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治理。而生态伦理学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会打破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导致环境恶化,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学的观点都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源。人是自然又不仅仅是自然,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而生态伦理学则过于注重人与自然同一的一面。二者的尖锐对立表明,在当今生态环境危机面前,人类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     

生态究竟有没有伦理

强调生态自身有伦理,很容易导致取消道德的超越功能.相比于人及其所拥有的伦理道德,生态不仅不具有任何优先性或优越性,而且生态的任何意义包括伦理意义都只有借助于人这个平台或这扇窗口才得以呈现.走向天人合一、主客交融,才是生态伦理学的最高境界和最大心愿.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维面,生态伦理就会下降为应用伦理学.而应用伦理学有一个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假定了生态与人的外在对立和主客相分,或者是人在生态之外去表达对生态的伦理关切,或者是生态在人之外期待人给予道德关怀.生态应当是包括人和自然以及环境在内的有机共同体,而正确理解的关键在于取消主客二分.     

生态伦理：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

作为一个依赖文化进化的物种,人具有根本区别于动物的超越生命极图的"类"本质.而在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视野中,人的类本质被强化的本能式生存异化了,并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困境.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批判和反思的生态伦理并没有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人"又被人为地作为理论前提而放逐了.事实上,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彰显,人走向自觉的类存在,正是科学的生态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旨趣.     

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缘起性空”的生命观、“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泛爱万物”的博爱观、“众生平等”的平等观。认真学习、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     

生态伦理视域中的自然观

由自然概念的词源学解释出发,主要从哲学和历史观视角审视了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自然观、价值学自然观和实践论自然观。通过分析西方思想史上自然观的两次转向阐明生态伦理学视野中的自然观是自然观的第三次转向即价值观的转向, 并对其内容作了阐述。     

论生态文明视野下技术的生态伦理调控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面对生态危机困境的必然选择。现代科技革命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技术的不合理利用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为此,必须运用生态伦理对技术进行调控,促使技术生态化。本文探讨了生态文明视野下如何利用生态伦理对技术进行调控,从而使技术更好地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服务。     

试论“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

红岩精神是历史留给重庆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虽植根于中华传统的和合文化 ,但它却能融于并丰富红岩精神的内容 ,因此 ,在当今我们大力提倡弘扬红岩精神 ,全面振兴重庆之际 ,不能不十分注重发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 ,充分发挥重庆在进一步促统战、促团结、促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     

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

深层生态学的三条原则典型地表达了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它必然遇到如此诘问 :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 ?本文认为 :遵循生态伦理必须进入生态觉悟 ,这意味着对人的伦理特性的“深层”界定 ;遵循生态伦理必须进入文明的觉悟 ,即遵循人类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势 ,这意味着对现代性文明进行全面反省的“深层”视域之敞开 ;遵循生态伦理即是遵循生态学 ,生态学既是科学又是伦理 ,因此遵循生态伦理是科学发展和伦理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谁能够遵循生态伦理的问题 ,最终指向我们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东方文化统一性初探

东方文化的多元性客观存在,但其统一性更为明显。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方社会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奠定了东方文化统一性的社会基础;历史上三大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成为东方文化统一性的一个重要成因;东方文化在世界观、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均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表现。对东方文化的统一性进行研究,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学科意义。     

西方有机论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契合与相异

西方思想史表明,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换而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或许,我们可以把有机论自然观作为通往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之一。因此,我们既不能苛求在以往的有机论中不包含人类中心主义论调,也不能祈求在它们中找到原发型的生态伦理思想。     

论英语超句统一体

意义的向心性、思维的条理性和句际的联系性是超句统一体的三个基本属性 ,三者缺一不可。但超句统一体的本质特征是意义、结构和语用的最小统一体 ,它是句法与篇章、句法与修辞、句法学与话语语言学的共同研究对象 ,是这些学科分支的契合点 ,是沟通它们的桥梁性单位     

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

以德勒兹生物哲学中的"根茎以遂"和"机器思考"为切入点,可以尝试将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关于女神部分,引证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各主要论点.从女娲、羲和、精卫到后来的嫦娥,她们的故事皆潜藏着若干元素,足以(一)与西方生态学例如大地女神"盖亚假设"相提并论,(二)向整个现代生态伦理提供另一"生机"思考体系.目的在于探索怎样从与生态有关的中国古典文化中,提炼出一个类似德勒兹式的人与非人的横截横切和回旋的沟通结构,在学术上建立乐生、利他和虚怀朴素的生命伦理.     

论新时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怎样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定新的方针、政策。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个共同"这一民族工作主题的提出是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民族问题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结果,有其深刻内涵和深远、重要的意义;现阶段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有良好的条件和机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途径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