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国两法”与特殊单一制

本文认为,1997年和1999年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国家结构形式将自然地从一般单一制过渡到特殊单一制。作者预测了特殊单一制三个特点:(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一般又特殊;(二)特别行政区权力既有小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的一面,又有大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甚至近似于邦联成员国权力的一面;(三)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既是中央授予的,又是宪法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作者由此断定:只有这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符合我国今后特殊国情,才能既有利于促进和巩回国家的和平统一,又能有利于保持和发展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以联邦制模式求统一,虽然也是一条可供考虑的思路,但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以邦联模式求统一,不仅不能统一,反而会强化和固定分裂,是一种倒退和反动。作者探索了特殊单一制与“一国两法”的关系,主张以“一国两法”和大宪法来体现和维护特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平衡宪政论纲

宪政平衡理论假定冲突具有普遍性,并以冲突范式作为其基本分析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有限理性、人的不完善性、中产阶级、规则至上、共和理念、宽容精神构成了其理论基础,而对抗与妥协、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权力分立与政体结构、联邦制与单一制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核心范畴。     

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从不同角度解决政治问题的纵向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财力向中央集中，地方分权主要体现在由地方承担更多的事务。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合理模式是，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双轨运作机制，使集权与分权在政治过程中实现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其中中央集权居主导地位，同时地方分权必须具有真实意义。从地区差异、民族问题、东方文化背景等现实国情看，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具有可能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问题。     

印度政府机构设置与行政官制度(三)

三、各邦及地方政府机构印度实行联邦制,联邦由各邦和中央直辖区(市)组成。印度宪法第十一编《联邦与诸邦间之关系》、第十二编《联邦与各邦间准备金之分配》以及宪法附表第七表,对联邦与各邦之间的立法权、行政权和财政权,作了明确的划分,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各邦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宪法赋予各邦的权力是有限的。许多著名印度宪法学家都认为:“严格地说,印度并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某些主要和重要单一制特征的国家”。印度官方出版物《印度——参考年鉴》也认为,印度的联邦制具有“单一制国家的特色”。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研究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分为中央指挥权、国家规范权（立法、人事、审批、决定之权）、国家操作权（元首、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之权）三个层次。这些权力所构成的民主集中的体式结构，在类型上高于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面式结构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集权的点式结构。它把权力的统一和权力的分工有机地结合起来，摸索出科学设置最高权力的成功经验，深化和发展了人类关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并具有较高的民主性，因而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全国人大行使权力的方式、各种国家权力的地位、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上，它还存在某些不足，所以应该尽量使之完善，以提高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和治国水平。     

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考察三权分立制与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我们党一贯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原则和形式,我国也一直在坚持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且在宪法总纲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     

当前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几个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有了较大调整和变化，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此相伴，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也在不断衍生。一、衍生的几个法律问题（一）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中央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中央部门规章是由国务院行政部门制定的，在本部门、本系统权限内有效。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中央各部门的规章一般都及于地方法规有效的行政区域内，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往往从本地利益出发，优先执行本地法规。这时候，中央各部门…     

试论国家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上下级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指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到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系统中紧密相接的上下一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对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说,尤其重要,是直接关系到它们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位置,积极主动行使职权,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自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常委会以来就提出来了。但至今尚未解决。有的说是联     

论权力的纵向分工

1 任何国家权力都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系统。横向系统主要指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分工和代表机构的立法权限等。纵向系统主要指国家结构,即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这两个系统的协调和统一,构成完备的国家权力体系。当前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弊病不仅表现在横向系统上,而且也表现在纵向系统上,中央集权太多,地方无权或少权。现在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讨论中,不乏关于中央一级的分工和制衡的议论,其实这仅仅涉及到权力分工的一个方面,即横向系统的分     

法治与民生:地方法制的一种分析框架

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探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法制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创新现有的法治理念与分析工具.把法治与民生作为现阶段地方法制的分析框架,既可以凸显地方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特色与意义,也可以明晰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等,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一种方向上的指引.     

央地立法关系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之完善

央地立法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与运行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必须考虑的基本范畴。在“单一集权模式”的立法体制下,央地之间形成了“分工型”立法关系,分别对不同重要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的事务进行立法。区域分工与协作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由此区域的划定、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定以及跨界区域和区域性事务治理等构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事项。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发挥中央立法的统领与监督作用,同时允许和支持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立法。具体来说,中央层面主要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领域专门法和区域特别法等,规范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保障国家战略区域、国家级区域功能性平台的发展,地方层面通过协同立法为区域性事务提供统一性规则。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子系统量的变化对封建结构的影响

封建结构作为一个总系统,其质的规定性受子系统量的变化的影响很大。子系统量的变化不但影响封建结构的稳定性,而且往往是封建结构振荡或瓦解的主要因素。所以要剖析封建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向,必须从研究其子系统的变化着手。一、对封建结构中几个主要子系统的分析封建结构中的子系统很多,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子系统如果弃而不论,最重要的子系统有四个。它们是:权力分配系统、土地分配系统、产品分配系统、信仰分配系统。权力分配系统是指封建统治权力的配置情况。可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配置。集权型又可分为个人集权和集团集权两种;分权型分为壁垒分权和离散分权两种。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取集权型的权力配置,而且又以个人集权为主;分权型的权力配置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出现,而且出现时又多采取壁垒分权的形式。个人集权型权力配置以秦始皇为代表,其特点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以保障民权为出发点,主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但由于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影响,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构想也前后经历了联邦制、集权制和均权制的变化.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点,通过地方自治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化解——基于1984-2007年集权与分权的历史考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全面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预算外资金并非中国首创,也并非中国所独有.然而,中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及增长速度却属世界罕见,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财政收支最分散的国家”.预算外资金历经多次调整,总的趋势是中央预算外资金在预算资金总额中日渐消减,地方预算外资金急剧攀升.通过对1984-2007年间集中率与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集权或分权均可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化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不能仅仅局限于集权与分权的适时选择,而应着眼于主体间权力和利益结构的优化以及规则的合理、协调与稳定.     

全面管治权语境下中央对香港的监督

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国家的主权按照规定由中央统一行使,中央以"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为依托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中央要按照法律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全面管治权的实施,从而使陆港双方的交流合作得到深化。全面管治权一词首次出现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中,它既包含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含授权香港依法实施的高度自治权,对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中央有监督的权力。但是结合香港回归二十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央的监督权乃至全面管治权的运行出现了重重困难,为了保证其顺利实施,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完善机制。     

放权于企·明确行政权·权力结构变更──政企关系合理化的构想

放权于企是我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基础工程，但传统的经济体制、传统的权力观念、传统的权力无界定状况、传统的改革模式等许多因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企业权利之间关系的模糊，使放权于企没有足够的理性准则。为此，必须要在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这是改变行政功能、制约政府行为、实现行政法治化，从而实现企业在法治条件下自主经营的基本要求。而明确行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变更权力的结构，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明确分流，也使行政权能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企业权利，使政府引导中国的经济进入市场化的崭新历程。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