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神”到“龙舞”——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舞·高龙的现代变迁

舞"高龙"是武汉部分村社春节期间重要的民间祭祀和祈福活动。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深厚的龙神信仰使舞"高龙"在以宗族为组织结构的村落社会中代代相传。伴随着传统村落向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武汉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高龙"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具体表现为:传统的民俗文化生态被瓦解,传承体系被重新建构,文化诉求从娱神转向娱人。     

龙舞在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中的审美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虚实观"、"气韵观"对中国龙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龙舞的发生发展在本质上可视作中国哲学思想最生动、最直接的形象表达.对中国龙舞的关注不应仅停留于舞龙过程的呈现,还需聚焦这些物化形式后丰富的精神蕴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文章以中国龙舞的重要代表——"铜梁龙舞"为切入点,试从中国传统哲学观的角度关照这一享有"中华第一龙"美誉的龙舞样式,以揭示龙舞艺术所积淀的民族审美特征与文化精神.     

藏龙舞青史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2000年21世纪新开端,恰值农历庚辰年,即中国之龙年。龙年谈有关龙的文物、藏品,尤为有趣。 龙是由宗教文化而走向艺术这条发展道路的,是由龙纹饰于器物之上而后又以龙为形象制成器物的。在商代早期,龙纹的载体多为玦(jué)、璧等环形玉器。虽然这些龙纹仍带有“猪纹”色彩,但     

龟兹文明及舞蹈艺术

龟兹灿烂的文化,既反映了原始古老的龟兹民族艺术,也反映了外来艺术影响的多元化。西域乐舞中以龟兹艺术最具代表性,其舞蹈如习俗舞、面具舞、模拟舞、道具舞等与中原舞蹈源渊流长。     

卓尼藏族莎姆舞述论

莎姆舞以巴东鼓为道具,是一个古老而鲜为人知的舞种。它融说、唱、舞为一体,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和娱乐性。因其主要道具是巴东鼓,故也称巴东鼓舞。它除了舞姿优美,庄重外,最主要的是歌词内容涉及宗教和民族历史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其中对歌时,双方的歌词问答最为精彩,有很高的思想性和娱乐性。从莎姆舞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与苯教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它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论“弃龙”与“扬龙”的文化选择——兼谈人龙舞的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

龙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龙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历史不可更改,“弃龙”并不可行。“人龙”是中国龙的本质,是中国龙文化的最高境界,弘扬中国“人龙”精神,赋之以新的文化元素,创制中国龙之新形象,实乃有力回击“弃龙”之文化思潮、保护民族精神遗产和创新中国龙文化的重要举措。     

屯堡地戏中的傩舞文化价值分析

傩舞是地戏表演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傩在社会活动中功能的变化,傩舞中的舞蹈动作及其表意系统亦发生了文化功能上的重大变化,即以驱邪酬神为目的的娱神功能弱化,以表演展示为目的的娱人功能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屯堡地戏中的傩舞以新的文化价值.本文以贵州屯堡地戏中的傩舞的舞蹈定格动作、动作套路及表演道具为切入口分析傩舞形式特征,进而探究其蕴含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深层文化心理.     

夏楚活化石“端公舞”探微

文章结合相关出土文物对荆山山脉的夏楚古文化遗存"端公舞",在舞蹈风格、动作、场次、仪式、道具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夏商周楚等古文化特征进行了剖析论证。     

接受美学视域下舞蹈的认知与传播——以《南音舞韵》为例

通过文献收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影音分析,对《南音舞韵》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南音舞韵》道具使用和意境营造之于体现南音文化,演员表演、道具使用和情感表达之于创意强度,情感表达之于进一步探索南音文化都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该作品在上述方面观众的认可度较高、接受情况较好。由个案分析出发,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综合量化数据、质性访谈、研究结论,可以建构观众对舞蹈的认知及传播效果模式图,以推动和激发舞蹈编导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的舞蹈作品,促进舞蹈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     

从汉画看汉代女乐舞蹈的形态特征

汉代女乐舞蹈代表了汉代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从汉画反映的大量歌舞活动场面看,汉代女乐舞蹈的形态具有四个方面特征,即舞袖、舞腰、“手足并重”和使用道具。这四种形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共同组成了汉代独特的舞蹈艺术,为我国传统舞蹈民族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黄龙溪"火龙灯舞"保护现状及发展对策

火龙灯舞是黄龙溪古镇最驰名、最具民间韵味的传统文化体育项目，也是黄龙溪古镇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塑造、技术凝练、经济支撑和管理运作等方面来看，其保护还面临着舞龙技术动作发展滞后、龙文化开发肤浅、管理运作混乱等问题。因此应从深层次发掘火龙灯舞的民间文化价值，让火龙灯舞民间体育活动进学校，提高火龙灯舞技术动作的竞技性，并注重火龙灯舞的文化交流与宣传，以继承、保护和发展好火龙灯舞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华北地区龙王庙主神龙王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龙王是最大的雨神。中国自古有龙 ,但龙王一说却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龙王思想与中土五龙思想结合的结果 ,便产生了中国的五色龙一说。在民间庙宇中 ,以五龙命名的庙宇非常多 ,由于龙王是人们公认的雨神 ,皇帝便赐予了它一个只有皇太子才可能具有的封号———“王”。龙王的“王”指的是爵位 ,而不是许多人所说的“帝王” ,所以龙王的一切穿戴及所用道具 ,都与“王”这个爵位息息相关。     

吴地西施“响屐舞”的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研究

西施“响屐舞”是吴地舞蹈史上的经典与代表,因其独特的舞蹈风格从古至今备受关注,该舞蹈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吴地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的影响。通过具体分析吴地民族文化、环境、图腾等对舞蹈动作、姿态、动律、节奏等民族风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吴地地域环境对舞蹈表现形式、表演形式、舞蹈动作、舞蹈道具等同质性与异质性地域风格形成的影响,论述了西施“响屐舞”的独特价值。     

崇生意识——湘西苗族接龙舞意蕴的“所指”

舞蹈艺术是承载文化基因的“能指”,文化内涵是艺术符号的“所指”。湘西苗族接龙舞缘起于接龙祭祀活动，亦缘起于对生命的维护和延续。接龙舞中的崇生意识塑造于山地与农耕文明交织的地缘环境，强化于苗民对龙神与巫傩的信仰仪式，表现出与自然万物共生的泛生命观内涵。     

试析肇庆元宵灯俗与广场道具舞

肇庆的元宵灯俗活动丰富多彩,各种花灯五彩缤纷,由花灯演变、发展而来的广场道具舞独具特色,在广东省内具有一定的影响,怀集的三星公龟鹿鹤舞、凤舞为其代表.显示势力和祈望平安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形神兼备、虚实结合、形声模拟、寓意象征是其特有的审美特点.     

舞龙的文化底蕴

中国人在节庆日中表达喜悦和祝福的最常见的一个传统节目是舞龙 ,舞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来源、造型、舞法等都蕴涵着龙文化的底蕴。本文结合考古资料和史书记载来探究龙的原型。认为其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 ,龙是炎黄的图腾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从而挖掘出舞龙文化的意义 ,是龙的传人对龙的崇拜。这一民间信仰自古至今从上层到民间都得到认可 ,一直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炮龙狂欢节的社会功能探析

广西炮龙之乡位于南宁市宾阳县.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专家访问法和文献资料等方法,以广西宾阳舞炮龙节为个案,对节庆体育活动的社会功能进行研究.本文从民众个体、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整合三大方面对其社会功能进行论述.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传统舞蹈形态的影响——以甘南州卓尼莎姆舞为例

甘南州卓尼县地处汉藏文化交界处,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使得卓尼地域文化具有民族文化交融形成的多样性风格,卓尼莎姆舞即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其舞蹈形态的队形场图、道具服饰、仪式过程以及动作、歌词与祭祀对象等,均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借助舞蹈身体语言学的理论范式对卓尼县藏巴哇地区的莎姆舞形态进行描述,考察构成莎姆舞语言的话语方式,并从语境与语义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文化生境和其中的文化内涵,运用“涵化”理论讨论其中的文化涵化现象,探析多文化融合在莎姆舞形态中的呈现方式,以此考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传统舞蹈形态形成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城步下团苗寨“吊龙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略论

城步下团苗寨"吊龙舞"是集扎制技巧、表演技艺、巫傩文化、梅山文化等为一体的优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出现的诸如老艺人的自然消亡不可抗拒、多元文化冲击当地吊龙文化、传承面窄暗藏传承危机以及资金不到位导致传承艰难等问题,将影响其进一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此,需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强传承主体的文化传承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