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中西方文学对待理性的不同态度

西方文学中有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尼采抓住了理性的本质 ,即理性是一种简化、抽象的手段。理解这一点可以澄清许多误解 ,比方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文学中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即对理性保持距离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

人类本来有能力在巴别城下建造一座通天的塔,结果是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语义的分歧终于使人一事无成。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中国似乎也陷入了巴别城似的困境。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姑且把它的意义限制在创作方法这一层上。它既被规定为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艺术观点,又包含着有一定限制的纪实风格。从世界文学的影响看,它指的是从十九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到本世纪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从新文学本体发展看,它指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上述的外国文学思潮影响下对“现实主义”所作的理论阐释与创作实践。这种限定并非无视这个术语在理论界通常还有更为宽泛的理解——譬如从反映论的角度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解释。它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依存,尽管文学是人们通过审美把握来表现对客观世界的各种认识,它离不开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但归根结底,客观世界总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或成为文学现象的生存依据,文学是现实的精神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有文学以来,凡优秀的作品都离不开现实,或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反映论来理解,不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和争议。只有当人们把作为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和作为创作论的现实主义混淆起来的时候,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不重蹈覆辙,我不得不作这样的声明,本文所谈及的这个术语,一律作创作方法解。同样毋需否认的是,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引进中国,是与十九世纪从库尔贝、夏夫列里开始倡导的,以后又一度成为西欧文学主潮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这个术语的接受,还同时伴随着一大串名单的接踵而来:诸如福楼拜、狄更斯、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恕我不提巴尔扎克,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浪漫派的殿军”)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全部话题,只有从这里开始引出: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在中国是怎样传播的?     

"原生状态"与现代主义创作

“原生状态”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 ;现代主义创作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产物 ,尽管两者产生于迥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但其作品在结构方式和叙述语调方面表现出相近或相像 ,对此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地论述。     

现实主义与"三农"问题小说创作

“三农”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文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作者概述归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在对农村和农民的想象和表述的文本中呈现出的三个特点:社会历史与政治理想渗透主导下的现实主义,缺乏一种丰富的含蕴意味和自由想象的召唤;民族国家文化建构中的现实主义,缺乏一种清醒自觉的批判精神与反思诘问;当下功利诉求严重的现实主义,缺乏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追求与诘问。同时指出在新时期对“三农”问题的表述和叙写时应予以努力推进的方向:创作主体应有直面现实尖锐矛盾的勇气,发现叙写真实农村与农民;作品中应有严肃冷静的思想探索和深度挖掘;倡导一种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现实主义。     

重新认识胡风——与卢卡契比较

胡风和卢卡契都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们强调文学与现实、与生活、与客观的本质联系。虽然理论内涵有所不同,他们都把现实主义与革命运动、进步事业联系起来。卢卡契猛烈攻击当时现代主义艺术,把保护、拯救古典人道理想和现实主义文学视为自己的美学使命;而胡风则是顶着政治权威的压力培育、催生尚在萌芽期的中国现实主义。与卢卡契比较,有助于我们对胡风的全新认识。     

现代性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曾经是中国得到肯定最多的文学思潮,也被描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的绝对主流(包括五四文学、革命文学都被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而实际上,这种肯定和认定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的误读的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弱小的文学思潮,它从来就没有成为主流;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启蒙主义和革命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它以人道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的堕落和苦难,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呼吁人类之爱,以化解社会矛盾.欧洲的现实主义发生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其时现代性已经获得了胜利,而其负面性开始突出显现,特别是在社会关系领域更为严重.因此,文学就在社会领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定义现实主义,就会对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出新的历史叙述.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流变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视界

新时期文学的辉煌,其内在推力是现实主义小说诗学理论逻辑进程的不断反刍.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的演绎,个中现实主义诗学理论之探险,鼓荡着文学本位的一再位移,从而终结了传统现实主义,又锻打着新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新质.     

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与重庆抗战文学

从抗战初期理论的偏狭性到抗战中后期对文学本质的把握,重庆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深化,这一深化促进了重庆抗战文学的发展。重庆抗战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既是抗战文学所留下的需不断思考的问题,也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抗战文学中反省后再思考的问题。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