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读鲁迅的《华德焚书异同论》

在我国历史上,很少有象秦始皇一样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和辱骂的人。历代反动派为了反革命的需要,无不尊儒反法,把最恶毒的语言射向秦始皇。在这种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影响下,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骂秦始皇的习惯势力。一些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曾经冲破了旧势力的束缚,肯定了泰始皇的历史功绩,甚至对他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万恶“圣人家”——孔府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宣扬孔孟之道。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吹捧“独尊儒术”的反动思想     

《野草·题辞》被抽的时间和背景

<正> 鲁迅先生的《野草·题辞》,写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之后不久。它以散文诗这种独特的文艺形式,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极其悲愤的心情和坚强的革命信念。这自然难容于反动当局,以致在《野草》印行了最初几版之后,终于被抽去了。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阻击南昌起义南下红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即纠集一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于四月十八日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不久,又成立     

从共产国际对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认识偏差与对策失误看大革命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如何认识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关系到大革命的生死存亡。然而,共产国际对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偏差和政策、对策失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秦二世而亡的史实说明了什么?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新兴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存在了十二个年头就被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篡权了。但是复辟的政权都是短命的。赵高反革命复辟政权苟延了三年就完蛋了。这段历史长期地被歪曲利用,今天必须予以澄清,使历史这面镜子,进一步暴露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的鬼蜮嘴脸。     

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韦昌辉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韦昌辉目为反面人物,说他是混入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发动天京反革命政变的罪魁祸首,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这种看法和说法是否实事求是,正确反映历史真实?很值得商榷。今天,在各条战线深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上述流行的论点提出异议,以就正于史学界。这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流毒,不无意义的。     

“妄自攀亲”析

“妄目攀亲”是狗头军师张春桥加在他一个堂叔头上的罪名,是他以卑劣手段隐瞒反革命历史的一次大暴露。张春桥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的一个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祖宗三代都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而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长期以来,张春桥继承官僚地主阶级的衣钵,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早在三十年代就化名狄克攻击鲁迅,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头拜倒在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与北伐战争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组织了国民革命军,在广泛而深入的工农运动的推动下,进行了一场推翻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是一支劲旅,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支军队后来参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于是在已往对北伐战争的研究中,则比较忽视这支军队,或不愿置评。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本文对这支军队在北伐前夕及战争过程中的史实进行一     

1927～1930年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外的重重困难,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早期(1927～1930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并将革命不断引向胜利.对革命道路的创新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核心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     

戳穿“四人帮”鼓吹平等口号的反动实质

“四人帮”分明是一伙新老反革命黑帮,却偏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装得比革命还“革命”。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旗号下,竟然把按劳分配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实际不平等,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不平等”,大肆兜售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按照他们的逻辑,凡是平等就是好的,不平等都是坏的。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目的是为其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对于他们这种     

关于赵树理的《打卦歌》

赵树理最早发表的作品《打卦歌》,通过一位憔悴“游人”的问卜,为我们描绘了从直皖战争到一九三○年蒋冯阎大战这段期间山西社会的动乱,衰败景象,兹不详论,仅就其对了解赵树理早年生活与思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诗中“憔悴游人”所叙述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赵树理本人在那一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及其感受。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当时正在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读书的赵树理,因为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

(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 自从革命战争三次胜利,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在这个时候苏区中有一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保障群众的权利。 过去当揭破反革命的组织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时候,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很坚决地逮捕审讯,处置了许多反革命份子,给这些反革命以致命的     

谈谈表述反革命罪侵犯客体的问题

(一) 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人们都在认真地思考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悲剧。十年动乱中,最大的颠倒莫过于在人妖之间了,这是发人深省的。难道当时没有法律吗?有的。1951年我国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7年又正式试行了《刑法草案》(22稿)。那上面明确规定:凡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行为,都是反革命罪。但是,为什么林彪、江青这样的反革命集团,却能在横行十年中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呢?为什么人民制定的对付反革命的法律能被反革命集团用来对付人民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怎样表述反革命罪侵犯的客体这一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彻底批判吃人和骗人的“仁”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     

论犯罪与刑罚(续)

二、正确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 不论什么社会,犯罪都有两种情况:政治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政治犯罪在我国就是反革命罪。如何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历来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在司法工作中,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就是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     

论李斯

李斯(?—公元前二○八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法家学派的代表,又是颇有才华的文学家。他在秦始皇为统一中国和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秦始皇死后立即遭到了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杀害,并为历代反动派所恶毒攻击和诬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和一切反动势力一样,恶狠狠地咒骂“秦始皇之法”,公开诋毁“焚书坑儒”。而李斯就是“秦始皇之法”的制订者之一,“焚书坑儒”的主要倡导人。因此,     

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转变关头。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武汉政府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动实行战略转变出师东征,而是仍按原定计划作出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长期以来一些现代史论著都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最近我们读到周恩来等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感到对这个战略决策有重新评论的必要。     

战斗在南海之滨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年轻战士,战斗在珠江两岸,活跃在南海之滨,写下了不朽的历史诗篇。 (一)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法西斯统治之后,中共广州市委机关连续几次遭到破坏,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也多次受到严重摧残。因此,一九三五年广东地区“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只是通过分散在各地的地下党员和上海来的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影响,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来贯彻党的意图的。一九三六年夏,中共北方局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