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视角的突破看当代苏联文学的发展

5 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代苏联文学发展的基本倾向就是使文学从“图解”、“工具”中解放出来回归为文学本身 ,作家的探索、创新都是从这一基点出发的。从中短篇小说叙述视角的变换 ,我们从中可以看见当代苏联文学发展中的局部突破与整体发展的轨迹。而作家要想写好一部作品首先必须考虑叙述视角的选择和确定 ,也就是如何选择观察现实的立足点     

审美生成与本土化特征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学研究如何才能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探寻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创新之路呢?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便是警惕那种将中国现代文学仅仅当作外来文学“影响物”的批评模式,努力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生成”过程,自然凸现作家个体文学感受与审美意识的价值,而在事实上,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外来文化与文学的“移植”,还不如说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关于现代中国作家审美意识的生成问题,某些学者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受西方文化(文学)影响的基点上,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生成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文学)审美现代性的浸染,是“西风…     

中国文学创造张力论

中国文学的创造张力体现为：文学按照“载道”要求只在文体修辞性等方面的创新,导致作家的依附性思维而使得中国文学“从动于文化”;文学尊重人的爱欲和情感,反抗礼教道教束缚的生命觉醒,因为作家缺乏“自己的情理统一”努力而使得中国文学“弱动于文化”;文学中作家个体哲学觉醒内在地批判改造儒道和西学思想,因为“个体化理解世界”的潜在实现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动于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论需要在“奇异”“别趣”“象外之象”基础上增加“独思”“独象”“象内独象”之新范畴,才能弥补中国文论在创造境界问题上缺乏文学独创性思考之局限。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可能

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学现象，很多老作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文学回忆录。但是，无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还是从30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来看，作家回忆录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中，这一现象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界定与范围；“进步”作家人生经历、创作生涯的回顾与总结；“问题”作家人生清白的证明与文学地位的回归；缺失的回忆录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场；文学史料的保存与文学史实的辨证；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生产机制。     

文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论80年代末先锋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

本文从“文学价值的转型”、“语言意识的觉醒”、“‘形式’的独立”三个方面 ,考察了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念。认为其所持“反对非审美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以此还原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 ,有助于维护和伸张文学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使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体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个性的双重觉醒 ;但先锋作家试图完全排除文学的社会性 ,只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本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论前苏联20年代文学中的“同路人”现象

前苏联文学中的所谓“同路人”，指的是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是由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３年首先提出来的。“同路人”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存在，是由“同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地位、同路人问题引起的重大争论和当局的干预、“同路人”的命运及其对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等几个因素决定的。“同路人”作家的悲剧命运，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     

生态批判与人文反思——论21世纪以来“城市病”的文学书写

21世纪以来,“城市病”成为文学重要表现内容,其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城市发展现实问题,体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生态层面呈现出交互性,在人文层面存在同构性,而且作家对“城市病”的批判常常与乡村乌托邦建构相对应,体现了城乡价值对立的思维。在“城市病”文学书写中,作家通过时空维度建立城与人病症的联系,挖掘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主题表达、写作姿态、介入视角等方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随着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发展以及城市文学的不断成熟,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将走过自觉阶段,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艰难的心路历程——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心态研究

对作家心态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 ,是更切实际的文学研究。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在异族高压统治、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 ,经历着心灵的磨难。沦陷初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文学主张不同的“文选文丛派”和“艺文志派” ,三种不同类型的东北作家 ,在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下 ,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心态 ,并由此带来了文学风格和艺术取向的不同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新兴”还是“尖端”？——试论刘呐鸥的文艺观

在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中,苏联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和资产阶级文学如何共同构成刘呐鸥的文艺理论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从刘呐鸥的日记和译介入手,方可弄清施蛰存所谓的“新兴文学”和“尖端文学”究竟包含了哪些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从这看似对立的两个群体之间挖掘出他们共同对刘呐鸥产生了吸引的介质,广泛存在于“尖端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象化技巧为刘呐鸥实现“新兴文学”的美学理想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手段,这种目标和手段的一致性使得刘呐鸥能并行不悖地使用二者创造出其独有的“新感觉”.     

黑色幽默:美国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流派的特色

“黑色幽默”是对当代中国文坛影响极大的文学流派。本文在梳理美国的“黑色幽默”文学影响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的同时,尤其注意揭示中国作家如何将本国民间幽默资源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黑色幽默”风格,并认为这种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更具有写实感、更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地域文化韵味等方面。     

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以《范某的犯罪》翻译为中心

谢六逸是民国时期我国日本文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中,志贺直哉及其《范某的犯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小说使用了中国题材进行创作,读者可通过作品反观日本作家及民众如何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二是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中坚作家,创作强调描写现实,书写人生,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写作追求;三是《范某的犯罪》乃志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时心理描写的借鉴,故《范某的犯罪》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非凡价值。     

范式的转换与作家的命运--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国的文学范式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范式、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以及新时期文学范式。不同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质”的规定性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集中体现熏同时又规范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同时也选择(或接纳、或剔除)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不限于一种模式,其实际转换远比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复杂,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有利于推进和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八十年代高校“作家班”探源

随着“作家学者化”口号的提出，八十年代多家重点高校都开设了作家班，在为中青年作家提供文化深造机会的同时，也在推动文学发展及教育革新方面收获了很多宝贵经验。认真探究80年代高校“作家班”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由，对于我们今天应对文学、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外在背景和文学自身两方面入手，在梳理高校“作家班”演化经历的基础上对其产生原因及影响加以探析。     

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

新生代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他们独特文学风格的“家园记忆”、“故乡情怀”。无论是在想象中书写“家园”的破败,凸现静观破败的现代派意蕴,还是以浪漫的笔调渲染故乡的美丽,寄托逃避成长的童心,他们的有关作品都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家园记忆”的文学主题。     

生物进化论与文学自然主义

生物进化论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文化衍生物所导出的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乃是充斥着大量生物学意义的艺术形象的出现与以生理学描写作为重要标识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生。在很多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对人之本能的类似于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解剖。受生物进化论“适应”观念的启发,自然主义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环境描写的独立地位问题。自然主义作家热衷于描写人物是如何被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外在社会环境和内在遗传因素所摧毁的,求真的科学主义价值取向使其普遍抽离了传统文学书写中常见的那种道德教喻的意旨。当生物进化论及其“实验”方法论所推动的科学主义思潮成为19世纪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标举“文学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也就合乎逻辑地在19世纪后期成了西方文学的主潮。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何处去?

本文主要探究了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如何应对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现象。文章认为,从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重叠地带或许能寻找到重审文学新的现象的契机,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以其核心的概念“文化文本”,“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不仅曾激发了现代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想象,而且催生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门具有“跨文化”与“破学科”特征的学科必将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带来多方启迪和重新焕发生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