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确处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的几种关系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公共权力能否干涉弱势群体的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是否只是社会的责任?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是否需要法制强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正确处理弱势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弱势群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自我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宪政法治与法制强权的关系。     

宪政视野中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

在法学解释中,弱势群体实质就是权利弱势群体。宪政的主题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弱势群体问题属于宪政的重要内容。平等权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宪法救济对于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伦理分析

保护弱势群体,既是政府的一项政治决策,又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公平的伦理问题。因此,通过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社会政策的伦理内涵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宪法价值

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法学特征是其基本权利得不到实现,尤其是生存权、劳动权和平等权。宪法对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特殊关爱和保护是宪法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宪法公平、平等、正义的价值追求。     

试论驰名商标在网络领域的法律保护

解决驰名商标与域名的法律保护冲突,要考虑到驰名商标的有效保护,同时,也必须注重对正当使用网络域名的保护,本文着重研究驰名商标在网络领域的法律保护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

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具有相对性和比较性特征的概念 ,该群体的成员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护的对象 ,并且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 ,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地区也不能漠视弱势群体的存在 ,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弱势群体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建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的任务越来越紧迫。为此 ,作者以浙江为例 ,对弱势群体支持系统的构成与机制进行了分析 ,对弱势群体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联进行了论证     

我国城市弱势群体的形成及救助对策

弱势群体是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改革进程中的城市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者和农民工。他们是体制转轨引发产权流动的客观结果,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与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撞的客观结果,是分配制度的变革与失范的客观结果。而就业形势的严峻、社会保障制度的脆弱与相关制度的缺失,使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还得不到有效的改善,迫切需要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调整改革模式、保护新生的产业军、开辟边缘就业新渠道以及对制度进行重新安排等政策组合,来保障弱者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法保护

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社会法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第三法域,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佳的保护。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存在不足,应进一步完善社会法,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和促进弱势群体享有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等各项基本人权。     

论城市房屋拆迁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立法缺陷

目前由于拆迁不当、拆迁补偿过低以及同一地段补偿标准的不统一等原因造成被拆迁人这一弱势群体利益的严重损害,暴露出房屋拆迁中法律制度的严重缺陷,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尽快制定统一的拆迁法律,解决房地产拆迁评估程序中的法律问题,回归房地产拆迁市场化运作的本来面目。     

试析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及其对策组合

公共服务市场化反映了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就其内涵而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应该包括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通过对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阻力和动力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有效改革的对策组合。     

残疾人政治权利的法律保护

残疾人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身体残疾或功能障碍,造成了个人生存和发展中的严重困难.与一般社会成员相比,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需求,应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在我国的法制进程中,应针对现阶段法制现实中存在的残疾人政治权利得不到应有法律保护的现象,进行相应的立法完善.完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使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程序能够及时启动,保护和调动残痰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选举法中应体现对残疾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特殊保护,残疾人保障法中应设专章保护残疾人政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残疾人应有的政治权利,给残疾人以平等的政治地位和应有的政治参与机'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我国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利弊分析及完善措施

2002年以来我国建立了境外投资管理制度体系。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在促进我国境外投资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但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存在开办企业核准制度的相关规定与项目核准及外汇资金使用核准制度不一致的现象，以及政府对境外投资的引导和扶持政策有限影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等问题，需要完善相关措施。     

Legal Mechanisms for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Traditional jurisprudence has produced few studies at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resulting in a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he structure, actors and symbols involv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is so much so that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in practice misunderstood as the rule of law, informatization and adoption of technology. The core issue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division of oversight and penalty cost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but we need to call upon a statutory platform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volves the use of legislation to provide techniques and statutory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in an open society, ensuring the reasonable divi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formation and penalty costs wh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overlap. The social governance techniques that enable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to work together involve taking a group of observable symbols or organizations on which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s a statutory platform, with all sides bringing greater accountability to bear on this platform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ir interests and minimize their transaction costs, with no need to inquire further into its particular constitution.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法律上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世贸组织规则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以充分享有作为成员的若干权利和利益,妥善履行遵守规则、兑现承诺的义务。二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处理好我国社会因加入世贸组织而出现的若干新矛盾、新问题。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关系到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与法律及相关对策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主要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农村环境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不仅严重危害农村环境,而且也对农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危害。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不仅与建国后政府的相关决策有关．而且有现实的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要加强农村的环境法制建设,同时也需要配合其他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措施,综合治理。     

跨文化际人权保障的法文化取向与营造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构成了跨文化际法律制度并存的现象。法文化形成和运行所体现出的观念与制度矛盾,普遍主义与地域特性的对立,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国家与国际的价值差异,使法文化充满了对立统一的特征。具体说来:与其他门类的文化不同,法文化的实用性、适用性在因文化差异导致冲突时,虽然会表现出即时性和刚性特征,但也正因为如此,将更有效地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各国的法文化变得相互更容易沟通,在司法改革方面更加接近。这同时表明,法文化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文化熏染、消弭对立的一面。要善于应用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手段,营造现代性、先进性、国际性的法文化,才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和进步,当然也就有利于人权特别是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如果只看到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性,而激化与外来法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拒绝国际法治的共通和共享,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事业,对中国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掌握法律话语权,将起到消极的作用。跨文化际背景,决定了当代法文化的重塑与适用,要充分考虑国家、地域、民族因素,考虑法律与公众、与经济、与立法司法机关的关系调整,尤其要强化权利意识的公共教育与培养。     

浅析西部民族区域法律文化的培植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先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与此相应的法律文化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西部地区复杂的民族成分,多样的宗教信仰,保守落后的传统文化等客观或主观方面的不足之处也成为制约区域法律文化成长的障碍。本文针对西部区域民族法律文化的现状、特点,分析其中培植现代法律文化存在的不利因素,并试图找到在西部地区培植区域法律文化的合适路径。     

杨鸿烈:力树中华法系的世界地位——以《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为中心

杨鸿烈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法史学者,他的《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最后完成了他对中华法系研究的整体架构,并由此树立了中华法系在世界法系中的重要地位。该著洋溢着浓浓的民族情结,但学术风格严谨,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眼光敏锐,研究方法独到,资料丰富,论证缜密。     

社会网络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

本文根据大型抽样社会调查的数据,集中讨论了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其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对身心健康均起着积极作用：紧密度高、异质性低、强关系多的“核心网络”对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而相反特征的松散网络则对身体健康更有利,个人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对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此外,社会网络对健康的作用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研究发现的理论与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