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娱乐、商业与民族主义——以1930年“辱华”电影《不怕死》引起的纷争为中心

1930年,一部名为《不怕死》的美国影片在上海租界放映;未久,就因内容辱华而遭到抵制,民族主义情绪激荡起的斥责之声纷纷指向影院及影片。商人在民族主义大潮中处境尴尬,但举动并非消极。他们左窥右探,一面极力规避着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风险,一面又巧妙的因势利导,回应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大潮之下,政府亦积极介入,它意欲引导民族主义运动,当然有其目的与指向,但以利用一言而概之或失同情。在时代激荡的大环境下,政府的理性与因民族主义而起的激情相互交融,故其行动亦在如此混沌、复杂的情感中展开。与此同时,那些疏离民族主义运动大潮、只想在影院开怀大笑一场的民众,多被指斥为麻木不仁。舆论对民众的指责,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多歧性,一方面也表征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压迫性。     

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文人群．在凸现的个人主义与 民族主义两难困境中,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理念、淡化帝国主义侵略、将民族主义统一 服从于个人主义的作法,将关注焦点从个人主义转向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自以为从国家 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的理性的对日观：其一、支持国民党政府保守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二、反 对青年学生非理性的爱国激情;其三、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反对排外民族主义;其四、主张妥协自强 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抗日救亡的前提。这种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 可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典型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胡适对日观的“理性”,是个人主 义、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理性”,民族主义是其形式。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日观 的“理性”。是出于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考虑的“工具理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乃 至放弃。他们公开主张“新专制独裁主义”。这说明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和中国自 由主义者必然分化、边缘化及政治保守化的历史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前者是于1932年5月作为在野党面目出现的国社党的议政窗口,后者作者主要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可以视作国民党党内知识分子的言说阵地.     

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的考察

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后,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着力于掌控教育的主导权,在各级学校努力推行＂党化教育＂,从而引发了来自党内理论家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的纷争与批判。这些不同的声音囿于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之内,但是无形中却侵蚀着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民族主义：再生，还是消隐？：读《民族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不过，对于世界上许多事物来说，要紧的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它说清楚，而是要尝试着去说。说了，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引来更多的思考与讨论。而思考与讨论的深入，就可能渐渐暴露出事物的庐山真面目。 　　对“民族主义的未来”的探究，正是这样。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间或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悬而未决，以及一些地区民族冲突的扩大化趋势，都使人们对当下的这个世界产生了不少疑问。然而，问题还没有全面透彻研究下去，就有人已经在那里得出结论了：民族…     

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再生》与“再生派”

《再生》是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份重要的连续性刊物,其出版发行和编辑、经费等问题折射出组党派办刊的一般问题;"再生派"学人的聚合既有历史的机缘,又有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在年龄层次上构成一个梯队,在职业界别和学科分类上交错互补,形成一个群体的"权势网络"。以二张为代表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人从历史谱系上看与康、梁研究系尤其是梁启超的政闻社一脉相承,从"再生派"学人的人物谱系来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乡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形成不同层次的"轮状结构"。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20世纪30年代,早在<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大讨论之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统一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统一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权统一是靠武力还是靠政治抑或是靠经济;建设应无为还是有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工业化、是复兴农村还是农村工业;留学是盲目还是理智等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他们的言论虽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他们虽"言人人殊"却又"殊途同归"——企盼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     

党·政·军三者之博弈--从长沙《大公报》看北伐时期国民党党治模式的基层运行

国民大革命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治模式从广东一隅推向南方数省,在此前后随着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持续变化,“以党治军”“以党统政”等党治原则逐渐被修改。长沙《大公报》在北伐期间的大量报道,以舆论的角度呈现了湖南地区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博弈,展现了党治模式推广过程中多种矛盾的交织,以微观视角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面貌。     

试论张爱玲眼中的现代城市文明——以《倾城之恋》为例

张爱玲被公认为城市文学或曰市民文学的代表,她的作品主要描写现代都市上海、香港中各类人物的生存状况,而尤以描写封建没落贵族生活的作品为最佳。小说《倾城之恋》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从张爱玲对其主人公生活的细节描绘中,一方面可反映出她对传统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她对启蒙话语和现代性话语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向导》周报与中共早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

国民党左派、右派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概念,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导》周报在此概念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共合作的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内有左派与右派的基本判断,并逐渐形成完整概念。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趋严重,中共适时提出“新右派”概念,完善理论,并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对国民党内“扶持左派”与“斗争右派”的策略方针。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概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蒋介石的派别划分,是典型的例子。     

清代中期开封的城市意象:以《歧路灯》为中心的讨论

开封城市历史虽然十分悠久,清代的相关资料却十分稀少,但从市井小说《歧路灯》中能整理出大量史料;再结合城市意象理论,从节点、标志物、道路、边界、区域等五元素的角度探讨清中期开封的城市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开封城市意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节点元素,其他四类元素往往围绕节点而展开。这一现象反映着清代开封城市发展的特点及性质,即仍停留于传统时期;受到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开封的繁华和兴盛很难维持,其城市意象也只能停留于点状元素,城市发展逐渐步入相对落后的境地。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试析胡适民族主义思想特点——以1931至1937年间《独立评论》对日言论为线索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民族情绪,作为自由主义领航人的胡适在国家处境日难一日的情况下,与其他同仁一道以《独立评论》为平台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辩争,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深切的民族主义关怀,具体呈现为理性爱国主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对自由主义的坚持三个显著特点。     

昙花一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运动——以《新社会》旬刊为中心

"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改造运动波诡云谲,知识分子被有所期待地推向社会的中心.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们提出"文化"改良方案,然而焦灼的心态、士大夫的依附心理以及自我解构的启蒙悖论最终导致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文化"救国的美好愿望,短暂的文化联盟风流云散.     

《新华日报》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斗争策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期间及其前后,<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剖析,肯定和支持其坚持抗战和联共政策,对其抗战中的妥协动摇性和反共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在宣传策略上,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体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     

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的传播——以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为例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近年来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扩张,而传媒正是它在全球迅速传播、扩张的主要媒介。本文分析了近20年来传媒中新自由主义传播的表现,构建了意识形态在国际内传播的基本模型,并初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建设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以弗里德曼为视角的研究

美国现代的芝加哥学派在当今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至今天西方经济思想界的发展以及经济政策主张的变化,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则是该学派的现代奠基者、旗手和领袖.尽管作为现代芝加哥学派领袖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理念忠实的信仰者、支持者和保卫者,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想方法方面,他和如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却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的".有鉴于此,我们在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和认识的时候,就有必要对他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份杂志和一种文体——1950年代的《新观察》杂文

杂文作为一种战斗的文体,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版图规划中身份暧昧,建国初年几近沉寂。然而《新观察》的崛起,重新开辟了杂文的议论空间。它先是借小品之名充当了新中国社会及文学的忠诚的批评者,随即在鸣放期间由于接续上新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与主流意识形态渐生抵牾。但这种冒险不但中止了《新观察》的杂文复兴,也使当代文学内部丧失了有力的差异性的文学话语与利益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