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转型”一词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文章所使用的转型,特指“经济转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为增加各阶层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和最终结果看,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恶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要强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     

居民收入增长、分配结构与消费升级：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主要依靠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文章研究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的关系,并将影响消费升级的两个因素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以期找到增加消费的长效机制。在分析收入增长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时,引入分配结构调节变量和储蓄、资产价格、财政支出等控制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和经验检验。研究表明,收入增长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受到分配结构的调节影响,即收入增长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受分配结构因素的影响,注重分配结构的合理化或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应控制资产价格、降低教育成本、保持开放态势和优化财政支出,形成收入增长推动消费升级,进而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社会转型视域下收入分配改革新思考——基于社会改革的维度

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系统性突出问题。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艰巨性,需要从本质上把握收入分配改革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属性意涵,并以此为依据整体上构建收入分配改革逻辑的框架和理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演变模式脱离了传统社会的既有轨迹,同时对传统的治理逻辑提出了挑战。收入分配改革是内嵌于现代社会发展和治理转型背景下整体性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二者具有发展进程的同步性和改革逻辑的自洽性。社会改革的思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必要的强化和彰显。通过社会自治、多元治理及再组织化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制度基础、机制路径和公正载体,并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顺利转型。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现代分析框架及其争论

本文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的理论争论和形成过程 ,从理论演进角度对“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现代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点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指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不能离开经济增长而孤立地分析收入分配 ,必须按照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现代分析框架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和分析思路、方法来解释现实的收入分配关系 ,从方法论上说 ,研究收入分配还应当回归到古典经济学开辟的道路和传统上来。本文还认为收入分配 -现代分析框架对中国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关系演变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对外贸易对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短期内滞后一期的进出口贸易加大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即进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289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加大福建城乡收入的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影响收入分配。福建省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优势,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大。二是工资收入影响收入分配。进城务工农民大多依靠单纯的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收益也比较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差距。随着对外贸易发展,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多,将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导致进城打工的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为减小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要增加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加快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强化培育新型务工农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践行依法行政

弱政府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市场,而一个强政府只有自身强而有力,才能做到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尽快建立"依法行政""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互促机制,在当前我国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正确认识依法行政、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才有条件进一步从消费模式、城镇化、低碳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深入探寻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模式,从需求升级、产业升级、贸易转型、区域经济以及民营资本等方面设计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当前新常态下实现依法行政与经济转型应着重探寻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找到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语境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着力点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紧迫性.收入分配不公在于缺少把"蛋糕"分好的合理的分配机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力工资水平偏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源;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分配不公难以发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着力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解决机会不平等的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充分发挥再分配在体制转型阶段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作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对公权的监督机制.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劳动者收入结构研究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劳动者收入划分为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两种类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我国劳动者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能够通过大幅增加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使劳动者形成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预期,便可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在提高我国劳动者收入方面可以考虑增加工资收入比重,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能力;让劳动者拥有更多金融投资理财产品等手段。     

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差距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而非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假冒伪"的产品质量缺陷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但是"劣"的产品质量缺陷是由收入水平和生产力决定的。中国现阶段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低的收入会降低人们尤其是低收入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与支付能力,从而减少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在经济发展未进入发达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产品质量构成中低质量产品占有相当比重。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一方面需要改善收入的初次分配,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低收入群体对高质量产品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特定方式的收入再分配改善措施,从需求层面减少劣质产品的比例。     

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若干研究观点的述评

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转型过程,针对中国经济转型所涉及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入手,对转型经济的内涵、特征、模式、成本等方面及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程度的测度、结构调整、市场秩序、收入分配等方面对近年来国内相关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并对进一步分析了今后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重点.     

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城镇化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一般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收入分配也是城镇化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运用中国2001—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1)从总体上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2)具体从收入分配内部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均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正向效应,尤其是农民务工、务农收入的差异显著推进了城镇化发展。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背景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对其城镇化发展的促进动力明显不足。     

调节收入分配提高消费需求对策研究

在我国,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要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应该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而收入分配的调节要从初始要素的占有、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三个层面进行综合调控。     

转型期俄罗斯特权分配分析与启示

特权分配成为转型期俄罗斯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越来越影响到转型和改革的顺利进行。究其原因,特权分配是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物,也是改革初期转型国家无法避免的代价。特权分配的长期存在会阻滞改革和转型的顺利进行,必须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来遏制和消除这种现象。     

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 ——基于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就我国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回归和工具变量法对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右半部区间;而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则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就业创造、产业升级、投资拉动、收入分配四大效应均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未来我国应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基础上,继续扩大贸易开放,不断降低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四大效应的作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带动城镇化协调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羁绊.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及不同阶层差距拉大等特征.从根源上看,既有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分配体系改革滞后造成的影响.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稳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以及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着手.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能否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而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对其社会"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破除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收入分配:一个从生产要素层面的分析框架

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经济主体拥有生产要素资源的数量以及要素的报酬率。显然,要寻找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首先必须从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及要素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一源头上进行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其微观动因、内在的分配过程以及特殊的分配方式;而研究要素分配问题,关注的是生产要素在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布情况、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以及这种分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素层面的分析,不仅能阐明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问题,更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